博学元帅刘伯承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的艰难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若干年后，刘伯承又感慨地说：“外文是一门工具，不过要真正掌握它并不容易。那是1928年，我以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的身份到莫斯科，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后进苏联红军大学学习。那时，我已经三十六七岁了，才开始学俄文，自然比年轻的同学困难得多了。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我还独自跑到房外走廊灯光下背俄文单词，下了很大功夫才把俄文征服了。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战火中、马背上，造就了一位优秀的军事翻译家。1930年，刘伯承从俄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了我党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从此，他根据战争中最紧迫需要的问题，作出选题，翻译出一批批苏联军事论著。在长征途中，他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同左权将军合作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合同战术》。作为一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能在烽火连天、兵书告急的情况下，从容自若，一字一句地翻译数百万字的军事著作，这样的战壕翻译家，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难以找到第二个吧。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合同战术》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洛夫根据苏联红军野战条令写的一部专著。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在交通不便的旧中国，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校正，这也足以说明这位校正者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权威性。

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便点燃油灯，在豆大的灯火下，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着放大镜，翻阅俄文原稿，查对俄汉字典，仔细校阅。1946年，国民党重开内战，刘伯承在上党之战的紧张时刻，以“谈笑静胡沙”的从容气度，校完了《合同战术》的下部。

1946年12月16日，中共机关报在刊登该书出版的消息时，发表了冀鲁豫前线记者的专稿，报道说：“100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20天作战一次，加之20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左目，写作甚为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无可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种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学习。”

刘伯承元帅以博学而著名。朱德曾盛赞刘帅：“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刘伯承酷爱兵书，他对中国古代兵法《六韬》、《尉缭子》、《吴子兵法》、《三略》、《孙兵兵法》、《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非常熟悉，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他对军事文学如《东周列国志》、《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很有兴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并向大家推荐《左传》，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编年史。他也非常注意研究外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和事迹，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等外国战争经验的研究，尤其是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一系列战略性进攻战役的经验。

在战争年代，他处理完军务，就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手不释卷，经常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还在阅读军事著作。遇到星期日或例假日，刘伯承也常伴着邓小平到军政治部等部门来玩一玩，有时参谋、干事和邓小平玩扑克牌游戏时，刘伯承就独个坐在一隅，拿上本书，或躺在炕上，或靠在躺椅上浏览起来。有时也找来一本字帖拓本，细细玩味，当看得入神时，就自言自语说：“这一撇有力量，这一钩真清秀。”夏天一手拿书，一手持蒲扇，扇走蚊虫，扇来凉风，安然自得，其乐无穷。“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刘伯承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连敌军中的有识之士也感慨不已，并常常被视为两军胜败的缘由。鲁西战役后，国民党军顾祝同的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箴告余，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败，不问可知。”

    彭德怀发愤读书

“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这是彭老总常说的一句话，他把“孔夫子”作为“书”的代名词。

早年的彭德怀曾上过私塾，后来家境每况愈下，因贫而辍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书本。井冈山斗争时期，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尽管有许多事要做，但只要能搜罗到军事和政治书籍，他总要随身带上，挤时间精心阅读，有时在战斗间隙也会拿出来翻翻。他曾对通信员张洪远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1959年，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大跃进”的错误，遭到不正确批判后，被罢了官。接着就从中南海移居京郊吴家花园。搬家时，他让工作人员将他的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结果，各种书籍整整装了二十多箱。这倒是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1965年11月，彭德怀又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被派往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一到成都他就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又是听汇报，又是亲临各地视察，忙得不亦乐乎。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7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彭德怀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首当其冲，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他仍然坚持真理，勇敢抗争。12月，他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工作人员悄悄问彭德怀还有什么嘱咐时，这位惜书如命的元帅不无伤感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此后，彭总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一直坚持看书，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常写信给侄女彭梅魁，让她代购书籍。是书籍陪伴彭德怀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在彭德怀的一生中，赋闲京郊吴家花园的这段日子，是他思想负担最重，精神上最为苦闷的时期。他的思想相当矛盾，一方面他信赖党，崇敬同苦共难过来的老战友毛泽东；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并没有错。而静下心来读几年书，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正是彭德怀多年的愿望，也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常常想到的。现在，他有较充分的时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了，他要针对当时国家的状况，分析研究问题，力求找出解释和解决的方法。

红军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寄给彭德怀一本书，即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毛泽东还在上边用铅笔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随后，彭德怀又收到毛泽东寄的一本书，即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上面还写了几句话：“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当时，彭德怀对第一本书看不大懂。相比较，第二本比较容易看。这两本书是红军攻打漳州时得到的，毛泽东不忘记彭德怀的需求，读完后就把书送给了他。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十分苦恼。1959年9月9日，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中表示：“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对此，毛泽东和彭德怀通了电话，并在信上批示：“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10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彭德怀谈话时，毛泽东又问彭德怀：“准备怎么学习？”彭德怀的回答是：“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近，希望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学习四年。”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并责成彭真、杨尚昆具体安排。他还建议：“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点头说：“同意。”

就这样，彭德怀成为中央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他也是建国以来党校接收的级别最高的学员。

彭德怀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满：早晨起来后来到院子里打拳、在园子里劳动。吃完早饭，把整个上午都用来读书写笔记。下午继续看文件、阅读报刊。晚上仍然是看书，写笔记。每星期去两次中央党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彭德怀总是抓紧时间学习，学的主要是哲学。

这期间，彭德怀学习方法是先易后难，由浅入深。这也是中央党校派来的辅导教员和他一起商定的。他首先学习了杨献珍所著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并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心得体会。例如，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彭德怀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十分可惜的是，彭德怀当时所作的大量摘记和学习心得，及带有大量眉批的书籍，在1975年都被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