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大士像》(见上图)为徐悲鸿盛年极为稀见之作，从题材到创作手法，在悲鸿伟大的艺术生涯中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为真实全面解读徐悲鸿坎坷的艺术人生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更以隐含鲜为人知而曲折离奇的情感经历尤显珍贵。

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恋情，早已成为近代艺术史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佳话。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悲鸿在长沙偶遇逃难的孙多慈及其父母，将其全家带到桂林，并为孙多慈找到工作。离乱中遭遇知己，两人的情感较之在学校期间有了新的进展。但是这种“师生恋”始终不能得到孙多慈父母的认可，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徐悲鸿听从了孙多慈闺中挚友的建议，精心创作了这幅《观音大士像》，敬献给了虔诚敬佛的孙母，想以此博得老人家的青睐。

综观此作，全幅以白描写成，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多姿，作为主体的观音菩萨，手持柳枝，立于莲台之上，面容端庄，衣纹迎风摇曳，于庄严肃穆之外更有亲近祥和之态。只有那些熟知其中原委者，才能在观音安详的神情之中，觉查到一丝难以言表的内涵……看似朴实简练的画作，却凸现出作者独到的创意和良苦的用心。正处于热恋中的徐悲鸿，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观音的面容掺入了几分孙多慈的情貌，借画传情以表爱意，更希望借此能感化孙母。

最值得一提的是画中钤盖的“大慈大悲”印章。众所周知，徐悲鸿很少涉足篆刻，这次却例外地亲自操刀治印。大慈大悲本为佛门普渡众生之意，在此处则蕴涵无限深意，传递了别样的企盼。首先是希望孙母能以慈悲为怀，成全自己的姻缘。同时“大慈大悲”还包含孙多慈、徐悲鸿的名讳，“慈与悲”的联袂，不正表达了对爱情的执著态度吗?由此自可领悟作者在画外的良苦用心。不仅如此，徐悲鸿还为此作亲题签条以示虔诚。可惜孙多慈的父母始终未能参透这其中的玄妙，率全家悄然离开桂林迁居浙江丽水。徐悲鸿闻讯后大病一场，躲至乡间，数月不归。

孙多慈最终还是没有能抗争过父亲的意愿，在徐悲鸿画成此作的两年之后，与许绍棣结婚，1949年随夫定居台湾，与悲鸿的生死情愫始终挥之不去，直到1975年去世。也许是担心睹物思人，孙多慈在离开大陆前忍痛将这幅画赠予了友人保藏。此画的现藏者，正是孙多慈当年闺中最好的挚友，也恰恰是徐悲鸿创作《大士像》的建议者。而有关创作背景的那些解读，是因为后来徐悲鸿通过向孙多慈的倾诉，而被这位闺中挚友所了解。

藏者深知此画并非一般创作，又隐含着极为复杂的爱情纠葛，关乎隐私，数十年间从未公开展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独一无二的《观音大士像》终于得以面世，成为记载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这段离奇爱情故事的唯一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