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的保护神。自然界中，有很多致病因素可以激活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来对抗侵入人体的各种病原体，清除体内衰老细胞，杀灭新生癌细胞等。但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处于过度激活的时候，容易误杀“围观的吃瓜群众”——正常组织细胞。因此，人类进化出了一些制衡免疫系统的“刹车机制”，防止免疫系统过度激活。CTLA4和PD1，这两个存在于免疫细胞上的蛋白，就是“刹车机制”的执行者，我们叫它们“免疫检验点”。
在肿瘤细胞和人体的免疫系统斗争的过程中，也进化出了“猛踩刹车”的能力，抵抗机体免疫系统的杀伤。肿瘤细胞膜表面会高表达CTLA4和PD1配体，激活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向免疫细胞传递“别杀我”的信号，导致免疫细胞无法完成对癌细胞的杀伤。我们目前临床上研发的免疫检验点抑制剂，都是为了释放被肿瘤踩住的“刹车”，让免疫细胞去杀灭肿瘤细胞。
CTLA-4抗肿瘤的作用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肿瘤的免疫治疗发展至今，大家已经对广泛运用于临床治疗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抗体相当熟悉了，而对CTLA-4抗体却比较陌生。CTLA-4又名CD152，是由CTLA-4基因编码的一种跨膜蛋白质，表达于活化的CD4+和CD8+T细胞。CTLA-4于1987年被发现，CTLA-4的发现者詹姆斯·艾利森（JamesP.Allison）教授和PD-1的发现者本庶佑（TasukuHonjo）教授在2018年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在T细胞激活的各个阶段，CTLA-4单抗与PD-L1单抗各司其职。其中CTLA-4单抗能够通过解除抑制T细胞活化的信号，从而维持T细胞激活状态。而PD-L1单抗则通过阻断淋巴结中PD-L1与B7-1分子的相互作用，来增强T细胞启动与活化。在效应阶段，CTLA-4单抗解除肿瘤微环境中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的免疫抑制，而PD-L1单抗则阻断PD-L1与PD-1的相互作用，重新激活受抑制的T细胞，使“复活”的效应T细胞迅速杀伤肿瘤细胞。
CTLA-4抗体和PD-1抗体区别在哪里？
CTLA-4和PD-1是目前已经被人类发现的两个重要的免疫检查点。与PD-1/PD-L1抗体相比，CTLA-4抗体独特的临床价值体现在两方面——致敏性和长效性。致敏性指CTLA-4抗体能够改变机体免疫应答状态，从而提高其他治疗的有效性。例如，CTLA-4抗体ipilimumab单药有效率不如PD-1抗体，但ipilimumab联合PD-1抗体治疗黑色素瘤、驱动基因野生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细胞肺癌（SCLC）、肾细胞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结肠癌均有较高的有效率。另外，CTLA-4抗体可调节免疫记忆细胞，也就是说其有诱导长期免疫记忆的功能，对于免疫系统的激活作用持续时间长久。
CTLA-4治疗肝癌的疗效如何？
世界上第一个免疫检验点抑制剂药物CTLA-4抗体Ipilimumab（伊匹木单抗），于2011年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晚期黑色素瘤的治疗。目前，两种靶向CTLA-4的抗体Ipilimumab和Tremelimumab在临床中，已用于治疗黑色素瘤、肾癌、前列腺癌、肺癌的患者。
在肝癌的免疫治疗中，CheckMate040研究评估了接受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HCC患者，应用CTLA-4抗体伊匹木单抗（Ipilimumab）和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联合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的客观缓解率（肿瘤缩小概率）为32%，患者中位生存期为23个月。总体人群双免疫联合治疗耐受性好，37%的患者有3-4级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瘙痒和皮疹，5%的患者因3-4级不良反应导致停止治疗。美国FDA基于CheckMate040的研究结果，于2020年3月加速批准Ipilimumab3mg/kg和Nivolumab1mg/kg治疗既往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HCC患者。
CTLA-4抗体治疗肿瘤有哪些不良反应？
由于CTLA-4抗体对免疫系统激活能力强大而持久，更容易产生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能发生在任何器官系统，而最常见的是结肠炎、肝炎、皮炎（包括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神经病变和内分泌疾病。这类反应一般出现在治疗期间，也有极少部分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出现。若出现严重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应永久停药并予以高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
使用CTLA-4免疫治疗的患者，每次用药前都需要谨慎评估患者结肠炎、皮炎、神经疾病及内分泌疾病相关的症状和体征，评估临床生化，包括肝功能、ACTH水平，甲状腺功能的检查，确认没有出现3级以上的严重不良反应才能临床用药。
结语
目前，CTLA-4抗体治疗肿瘤的免疫治疗疗效在多个临床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在晚期肝细胞癌的免疫治疗中，也获批了联合治疗的适应症。对于靶向治疗或靶向免疫治疗疗效不佳的晚期肝癌患者，双免疫治疗可能是未来新的选择。随着更多的3期临床研究的不断地探索，CTLA-4抗体必将和PD-1抗体一样，成为我们未来肝癌系统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