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学生的眼睛还很清澈，尽管是一次课堂模拟，但他们眼中那种权利被逐项剥夺后的恐惧和忧虑，和刚刚下过的那场大雪一起，定格在我心里。

虽然克林顿选择了“权利”：“我要求他们尊重我。”也许他觉得这样可以解决社会歧视，但大多数同学并不这样认为。

事实上，克林顿接到的第一个提问“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人，请你从三项中选择一项”在两天前曾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们郑重地抉择过。记者有幸参加了这一抉择：12张纸条上分别写着相互依赖、身体外貌、住宅、未来计划、财政保障、智力思维等权利，当第一批不得不拿6项时，我发现自己与外界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当再次被拿走3项后，我发现自己已是“苟活着”。

曾毅教授至今记得他初到云南瑞丽的遭遇。“我伸出手来跟县委书记握手，他不敢，说你是搞艾滋病的，不要传给我。我说好，今天晚上给你五大班子上课，上完再握手。”对艾滋病知识的贫乏不只在农村，当一些大学生向他询问接吻会不会传染hiv时，他解释了：唾液里极少有病毒，接吻时不会有感染；不但一般礼节性的接吻，就是情人之间的接吻也不会感染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接吻而感染hiv的。“我只能说，请不要深深地接吻。”老先生最后说。

“因为没有检测手段，许多携带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染给一般人群，我们又怎么能对他们横加指责呢？”景军认为，反对歧视和防治艾滋病是一个保护他们与保护我们的辩证关系。

疾病所引起的社会歧视问题与今年春天的sars一同爆发。sars过后，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反应可能有点过头，不该对sars病人予以歧视，因为他们是弱者。景军教授说，相比之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遭受的社会歧视，除了恐惧，还包括厌恶、鄙视等等。最值得警惕的是，严重的社会歧视，很可能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逼入地下。

颜泽玉今年2月在北京地坛医院拍摄了一个正在治疗中的河南艾滋病患者的纪录片。一位护士告诉他，在谈对象的一开始，没敢告诉对方她是干什么的，只说是护士；随着关系渐进，带出“艾滋病房”；直至某天，才有意无意透露“今天又收了个艾滋病”，这时，两人关系已经确定。片中，依然只见病人背影。所以，直至走出病房，颜泽玉依然无法回答：何时他们不再受歧视？

你看，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记者兼主持人颜泽玉向克林顿的提问就暗藏机锋：“如何说服年轻人使用避孕套？”“我已经老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克氏轻松化解。现场一片笑声。

据了解，克林顿此番访华与何大一有相当大的关系。何大一曾任克氏顾问，而他的研究领域恰好与克林顿下野后的世界预防艾滋病基金会主席一职有共同语言。据何大一说，因为sars的原因，这是一次迟到的出访。尽管导师曾经劝诫何大一不要“卷入政治”，但科学要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往往须借力政治。在aids面前，勤勉的政治家与勤奋的科学家同样令人尊敬。更何况，许多中国人喜欢这个具备“人性的弱点”的前总统。

台上，自嘲为“政客”的克林顿正挥洒自如，从容道来。克林顿的影响力似乎并没有因为他退出政坛而削弱，所以，现场一位老先生表达了一堆对前总统的仰慕之后正色道：“希望看到您运用您的影响在全世界游说，中国13亿正受到艾滋病威胁的人都会支持您。”

“我觉得关键是政府要足够重视。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为了指责什么，而是要提一些具有建设性、操作性的意见。”当那些农村艾滋病患者“活着”的无助一次又一次震撼他的视线之后，濮存昕觉得，没有什么比“即刻行动起来”更重要了。“首先是加大投入。为什么我们连续三年向世防会申请援助没批下来，是我们自己投入得太少了。然后，是让这些人有继续生存的权利，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和许多人正在做的事情。”在他的背后，我看到蹒跚走过的高耀洁和正襟危坐的张北川。

濮存昕站在我面前，胸前佩着红丝带徽章。他纠正说：“我的身份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作为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会议的他还担任“关爱”组主持人。几天前，他与何大一在清华园内完成了一个宣传短片的拍摄；十几天前，他与清华学生一道参加义务献血，这是他第四次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