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此点也是最为重点，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对“婚外情”现象打击力度有待加强。现今的情况是，重婚案件既可作为自诉案件，也可作为公诉案件。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前，重婚案由检察院法纪部门负责立案侦查，现在按规定，重婚案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有些基层公安民警要么不熟悉法律，要么对包“二奶”危害性认识不足，对投诉不积极处理，互相推诿，延误了对包“二奶”构成重婚行为的取证和打击时机。你说，即便是已经达到足够犯罪的“重婚罪”在起诉、侦查等方面都面临如此不容易，那些轻微的“包二奶”“找情人”的婚姻过错行为法律又能怎样呢？
第三，绝大多数婚姻中的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受害者）缺乏自立、自强意识，不敢自诉或自诉后又撤诉。有些受害女性由于文化素质低，独立意识弱，法制观念淡薄，更多情况是经济上难以自立，依赖性强，担心起诉后失去依靠，影响今后生活。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有部分受害女性只愿意起诉“第三者”，而不愿起诉丈夫；有些起诉后，法院也已受理，但未开庭就因种种原因而撤诉。早在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６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受理重婚案件４９７宗，其中女方起诉后撤诉的２１７宗，占４４％。撤诉原因主要是：一怕断了经济来源；二怕再婚困难；三怕打击报复；四为了家庭、子女，盼丈夫“回心转意”。正因为受害妇女自身的软弱和经济不自立，不敢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才使包“二奶”者更有恃无恐，气陷嚣张。
第二，在立法制度上，我国有关立法严重滞后或存在漏洞。现行法律未对包“二奶”、养情妇作明确规定除构成重婚外，而且，在我国相关法律对“婚外情”“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不具有可操作性，人们的法律意识虽然有加强但对法律的理解并没有加强，现实生活中，人们更无法自己取证！这便是《婚姻法》实施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事实证明，《婚姻法》也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修正。而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较为原则，相关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又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之处。１９９４年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不再承认“事实婚姻”，按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按重婚罪处罚。可见两者有明显不一致之处，以致司法实践难以操作。正是存在这一法律灰色地带，客观上为有些人钻法律空子、逃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可能。
首先，如今人们对包“二奶”、养情妇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在观念上大家都有“这是别人的私事，我们不好干预”“这些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哈”。尽管包“二奶”、养情妇现象愈演愈烈，但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其危害性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私生活”的事，能包“二奶”、养情妇是有本事的表现，应该“宽容”而不应该“干预”，却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是社会丑恶现象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