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

2003年“非典”期间，因为“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的呼喊，以及“SARS疫情的元凶并非衣原体，而是某种病毒”的直言，让当年这位67岁的呼吸科医生成为医学界名人。

1.这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社会地位改变了很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变成公众人物。

2.这十年，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最不愿回忆（看到）的事是什么？

一是我提出，“新甲流的死亡病例，哪会这么少？”很快，卫生部积极回应，启动了新的甲流死亡病例统计方法。政府作为让疫情更加透明。二是大气污染。我几次在人大会议上呼吁，后来，广东率先；现在，多个地方都比政府原先的规划提前公布了大气污染包括PM2.5污染的动态。较原来的计划提前了四年。

另外，推动国家订立《公共卫生法》是我一直的想法，但没有得到回应。可能是这个问题太大。今后还会说些具体的问题，一点一点去争取。

3.未来10年，你对国家的最大期待是什么？

希望中央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超过GDP的5%。

4.对自己未来10年有什么样的期待？

希望在广东省、广州市政府支持下，依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建立一个亚洲最大的呼吸中心，开展科学研究，救治更多患者，培养更多呼吸科医生。

新京报：SARS过去近10年，你认为国家和社会有什么变化？

钟南山：我个人觉得，因为SRAS，政府开启了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之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后来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一定程度上，就是以SARS防控的经验为契机。后来，一系列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以及大气污染等社会热点事件的处理，也能够看出，要想消除疑虑，稳定社会秩序，我们的政府必须“公开透明，依靠群众”。

新京报：但2009年的甲流疫情，后来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卫生部门反应过度？

钟南山：正相反，我觉得中国政府做得很好。当时没人能够预测疫情会怎样发展，因此，卫生疾控部门及时采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那样严格的防控策略是非常必要的。实践证明，国家很好地控制了甲流流行，而且，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甲流疫苗，很快被普遍地安全使用。

新京报：你成为名人之后，发言会不会有顾虑？

钟南山：会思考。我的发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随性，需要更谨慎，更负责。可是，一旦决定发言，“直截了当讲心里话，讲真话”的态度，永远不会变。

新京报：你很早就提出过“大卫生部”的概念，但现在看似缺乏相关部门的认同，你还打算再提下去吗？

钟南山：很多事情，不能说几次因为不成功，就不再去说了，尤其是体制方面的改革是非常痛苦的。2005年，吴仪副总理就提出过，将学术性、技术性、自律性、规范性的问题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现在依然没有实际行动。过去五年，温家宝总理一直提，要快转变政府职能，但现状依然不乐观。

“大卫生部”的组建也是这样，其实并非没有进步。现在，药品安全、食品安全的综合协调职能已经归于卫生部，但医保支付等职能，还有待整合。

个人始终认为，要推动体制的改变，必须一直鼓与呼，推动成立“大卫生部”，这算是我的一个未竟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