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性别重塑中心，想见到中心的陈焕然博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他几乎一整天都会呆在手术台上塑造被他称之为“作品”或者“宝贝”的变性人。中心成立的消息传出后，每天都会有人到中心来咨询，热线电话更是一个接一个。记者刚一见到他，他便劈头扔过来一句话：“你这张脸整体上感觉还行，就是鼻梁太低了，要修一下会更漂亮。”

陈博士的同事笑着问记者：“你们是不是来打假的？3·15打假，最该打的就是陈焕然，因为他的‘作品’都是改装货。”

五类人该做变性手术

陈博士告诉记者，提起变性人许多人都会想到五个词：流氓、变态、人妖、同性恋、精神病。其实这些病人只是“性中枢系统”出了毛病，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女（男）的，可身体偏偏却长成了男人（女人）的样子，常年承受着来自心灵和肉体的压力，有人甚至想到死。他常对心神不安的病人说：“不要怕，你有100扇门，99扇都开关自如，只有一扇门有点小故障。”而陈博士要做的就是把那一扇门修好。

一个18岁的天津男孩儿，曾自杀过两次。他眉清目秀的，举手投足都是女儿相。带他来的父亲满眼血丝，跟陈焕然说，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儿，怎么偏偏就摊在我的头上了呢。陈焕然问，你到底想要一个死的儿子还是要活的女儿。父亲思前想后，最后同意儿子做手术。出院时，父女两人都高高兴兴的，父亲说：“没了儿子，可领回个漂亮的女儿，我脸上也有光。”

一个武汉的女孩想变成男孩，陈博士问她：“做女人怎么不好？”那女孩当时就急了：“你知道我每天做的是什么梦吗？”

据了解，需要做变性手术的人大致有这样五类：一类是心理上的疾病，由于种种因素（目前病因尚不清楚），病人的自我认知性别是错位的，本身是男孩的认为自己是女孩，本身是女孩的却又认为自己是男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易性癖病”；第二类主要是生理上的的两类畸形，这类人一般都会有两套生殖器，需要他长大以后认定自己应该是男还是女；第三类是指定性别，这里又包括两种，一种是由于父母、祖父母因为种种原因从小就把孩子当成异性来养。一般来说，孩子在2—3岁就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明确的认知，由于被误导，导致他们对自己性别的认知与生理性别不同。还有一种是由于医务工作者自身的素质不高造成的，他们不清楚一个人的性别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往往接生的医生或者农村的接生婆在接生时，看到有些性器官发育不是十分完全的小孩，也搞不清楚这孩子该是男还是女，就不负责任地胡乱写上一个，孩子长大后才发现搞错了；第四类就是外伤性的，有些人由于烧伤、烫伤或者车祸把生殖器完全破坏掉了，需要重新建立性别；第五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男人婆”、“娘娘腔”，一些健康的人群，他们的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严格地说他们需要的是美容手术。据陈博士估计，按照中国估计的发病率，应该做变性手术的发病人数也要以万数来计。

想做变性手术考核比进清华北大还难

想在性别重塑中心做手术需要经过考核，它的第一条规定就把许多人拦在了门外：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之所以要求这样，首先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理解手术的难度，他们能够较为理智地看待自己的手术，以减少术后的后悔率。据了解，国外的术后后悔率为7％，但目前陈博士做的这100例中尚无一例。二是这些人走向社会后可以立足于社会，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人才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每1个职位就会有5个人盯，连“原装货”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讲“改装货”了。所以有些小一些的孩子找陈博士做手术，陈博士就提议他考大学，或者上研究生，就是上了大学所学专业不好也不行，比清华北大的录取率还低。至于做手术的时机，陈博士一般都建议他们在毕业的前期，因为这是一个环境转换期，这个时期手术，有利于社会接纳病人，减少病人的压力。

曾经有罪犯来陈博士这里做手术，贼眉鼠眼看上去就不像好人，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钱，他们说：陈医生，你就给我做了吧，钱不是问题。这种情况，一般陈博士都会让他出示公安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在国外要一个群体来参加性别工程，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大的工程。首先是由整形外科医生牵头、妇产科医生、心理医生、法律专家、社会工作者都要参加。而在这里，这所有的工作都由陈博士一人来做，为此他还专门考取了律师资格。

据介绍，目前来这里要求做变性手术的，男变女和女变男的比例是1：1。记者分别来到了男变女病房和女变男病房，在男变女病房见到了做完手术快要出院的小丽，“她”的皮肤白晰而有光泽，讲起话来细声细气。今年大四的“她”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做手术，“她”对自己说：“不要怕，你是个做大事的人，闯过这一关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她”说，在大学里，“她”不敢住在宿舍中，不敢上厕所，不敢游泳、不敢……总之她不敢的事太多了，为此，“她”只好住在学校外面，“她”那交了许久的男朋友因故没有来陪“她”，但“她”幸福地说：“他一定会在车站接我的。”问“她”做这么大的手术疼不疼，“她”说：“能不疼吗？但我不后悔。”

而刚刚做完女变男手术第一关的小白是由妈妈陪着来的，“他”说“他”今年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工作，毕业后就缠着妈妈给“他”钱瞧病，原来有着两儿两女的妈妈说：“你总得告诉我，你得了什么病吧。”小白痛苦地讲了这20多年来自己的烦恼与不幸，妈妈吓呆了，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听不懂孩子讲的到底是什么。但她明白了一点，就是自己疼爱了许多年的小女儿想要变成个男娃娃，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病，还有这样的医院，她想不通。老人家什么也没说，一头倒在了床上就是3天没起来。3天后，她坐了起来，对小白说：“娃儿，你等着，妈去办贷款，就是借钱我也要给我娃瞧好病。”就这样，母亲带着贷来的3万元来到了北京。记者见到小白时，“他”刚做完乳房切除术，讲起话来还没有什么气力，“他”说“他”非常幸运有这样一个能理解“他”的母亲，出院后一定会好好地报答她。

险些被单位开除 变性人没“法”认

据了解，做变性手术的人要面对的是几大难关。在户口本、身份证上更改性别是比较难的一关。

首先，我国没有法律支持变性手术，但也没有法律说不允许变性手术。所以，目前做的变性手术都是在走法律的空隙。

我国法律目前不承认心理性别，也不承认做出来的性别，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处于真空无性别状态。户口本、身份证不能更改，毕业证也不能更改，有的学校口头上同意，却又只在毕业证上的男或女上划一斜杠，使得一个好好的毕业证变得不严肃。有一个孩子本来在华东理工学院毕业的，由于学校不给改毕业证，只好又考到了北京理工大再读一个文凭。

1998年6月份，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优秀青年男教师，由陈博士帮助完成了男变女的变性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他”由漂亮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温婉美丽的姑娘。但在单位却遭到了麻烦：单位要开除“她”。陈博士以一名专家的身份跑到当时地处南郊的校园，四五次向学校领导述说解释这是一种心理障碍的病，应该同情关心，不能开除，也不能放到社会上去。后来学校想通了，并帮助重办身份证，但提出条件：3到4年不上讲台，必须等那些熟悉的学生毕业后才允许其上讲台。1999年元旦，这位“女”教师结了婚，幸福而美满。

天津有7例变性手术是陈博士做的，但术后得不到合法身份，户口、身份证改不过来。为此，陈医生跑天津三四次帮助。公安说，凭什么医生开条子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没有条律可依嘛。陈博士即援引北京的惯例按照事实上已经改变的性别身份以认定和更改。经过交涉，病人才完成了法律身份的真正改变。10年来，陈焕然先后完成了100多例变性手术，在这些病人中，已有38例结婚，组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这些重塑的男孩和女孩均亲切称博士为“干爹”。讲到这一点，陈博士充满自豪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