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馆藏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其书目的特点。数量上以讲义居多，涉猎较全，分科较细，符合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方式。专著以研究《伤寒论》为主。中医期刊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出版的数量最多，收录了一些名家著述和医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馆藏书目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简称“中医专”）建成于1924年，是现今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由于此历史渊源，该校图书馆收藏的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如卢朋著编的《医学史讲义》、《药物学讲义》，梁翰芬编的《诊断学讲义》、《治疗学讲义》，陈任枚、刘赤选合编的《温病学讲义》，梁湘岩编的《针灸学讲义》，陈汝来编的《儿科学讲义》等中医专教材，同时收藏的还有民国时期其他中医学校的讲义，如，钟少桃编的《温病学讲义》（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广东光汉中医学校）、梁湘岩编的《病理学讲义》（广州汉兴中医学校）以及各种专著，如陈伯坛的《读过金匮》、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陈永梁的 《中国医学史纲要》、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八卷、卢觉愚《觉庐医案新解附医话录存》等等，还有部分学术期刊，如，《中医杂志》、《医林一谔》、《广东医药杂志》、《新中医》、《杏林医学月报》等，总计约有101种（《馆藏岭南医学（1911～1949）书目》）。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书目分析

    1.讲义 从《馆藏岭南医学（1911～1949）书目》中可统计出讲义有75种，专著、期刊共26种，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医文献以编著讲义为主，因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医教材，全国各地的中医院校使用自行编写的讲义用于教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些讲义涉猎较全，分科较细，既有中医的基础学科，如，《生理学讲义》（5种）、《病理学讲义》（2种）、《诊断学讲义》（2种）、《药物学讲义》（3种）、《医学史讲义》（3种）等等，又有《内科学讲义》（1种）、《外科学讲义》（1种）、《儿科学讲义》（4种）、《妇科学讲义》（3种）、《喉科学讲义》（1种）、《眼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2种）、《伤科学讲义》（1种）、《花柳学讲义》（1种）、《法医学讲义》（1种）等应用科学，符合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方式。

    1928年著名中医学家蒋文芳第一次召集全国11所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教材编辑委员会，进行中医教学经验交流，各地代表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但未能就课程、教材、学制等问题达成统一意见。1929年7月，我国中医药界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该次会议由全国医药团体联合出面召集，参加的院校代表均系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广东地区出席的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陈任枚、卢朋著、胡真以及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的卢宗强，陈任枚出任该次会议的主席。此次会议就中医教育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商讨，规定学程，编撰课本，统一教学，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中医教育已经开始成熟。［1］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全国统一中医教材，但推荐了一批优秀的教材，其中不乏广东地区各校编辑的教材。如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在中医教材编辑会议上被诸委员交口称赞，谓：“各地此项人才，若凤毛麟角，纵有之，不能秉笔作讲义。而管氏讲义，节目如此其详，资料如此其富，议论如此其精，辞义如此其达，真可法传，亟望管氏书流播，全国奉圭臬，庶惠疮痍而教普及也。”［2］陈任枚的《温病学讲义》对自明清以来五百年温病学发展作了总结：“大抵学术之变迁沿革，必随自然之趋势，以适应环境所需要，乃足以创造学术，而卓然自成一家，医学何独不然?明清以迄今，研究温病学者日多，其方法亦日以精密，则此五百余年中，为温病最盛之时代，断然而无疑也。”［3］该书被公认为当时学校各科讲义编纂质量最佳者，此外，卢朋著为广东中医专编写的8种教材：《医学通论讲义》、《医学史讲义》、《医学源流讲义》、《医学常识讲义》、《方剂学讲义》、《药物学讲义》、《本草学讲义》、《法医学讲义》等，也有一部分被此次会议收录。广东中医专使用的教材获得全国一致好评，“各处国医学校讲义，收广东中医药学校者颇多。”［4］

    近代中医编写了多少教材讲义，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据1961年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合编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记载，共计172种，而其中广东教材有40种，占四分之一。可见，当时广东中医教材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在全国都居于前列。

    2.专著 在专著中以研究《伤寒论》为主，在21种专著中就有6种，它们是《伤寒论旁训》、《伤寒论崇正编》、《伤寒切解》、《读过伤寒论》、《伤寒门径》、《伤寒科辑注》，其中以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最为有名，该书承钱塘二张之余绪，大倡六经气化学说，以阴阳为纲要阐发三阴三阳气化学说，提出三阴三阳的实质是人体应天之六气而反映出来的功能活动的概括，减少了气化学说的玄奥色彩，在岭南蔚成一派。再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有序言云，“……经林万病，积五十余年之学养，正百数十节之窜讹。从此，治伤寒者，如迷途之有老马，如暗室之得明灯。事半功倍，此茂才之宏旨也。”［5］

    岭南医家非常重视诊籍资料的整理分析，记录了不少病例验案并附加按语，为后人研究岭南中医保存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如《居仁堂医案》、《百砚室医案》、《星聚草堂医案》、《本校赠诊所医案》、《觉庐医案新解》等。对岭南草药学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如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发扬了岭南草药医治地方疾病疗效好、药源广、价钱廉的特点，促进了岭南草药学的发展和研究。这些，对于保存和研究古代重要医学文献有一定的功绩，对岭南医学的繁荣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岭南中医文献不仅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经验总结，而且对当时和现在乃至今后的临床医学仍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3.期刊 广东的中医期刊是伴随着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逐渐创办增多的。广东中医期刊的大量出现是在二三十年代，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期刊是由当时的中医学校出版的，这些期刊的编辑都是学校的师生员工，他们都曾系统地接受过中医院校的课程教育，能较好地肩负起编辑发行中医期刊的重担。这当中又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出版的期刊数量最多，共计有《中医杂志》、《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校刊》、《广东中医药季刊》、《香港广东中医药学校刊》、《广东医药杂志》、《杏林医学月报》、《医药学报》、《医林一谔》、《克明医刊》等9种。

    广东的中医期刊对于提高本地区中医药学术水平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如卢朋著在《广东医药杂志》发刊词所说，“吾国医学，上自神农黄帝越人仲景，下至思邈守真子和东垣丹溪立斋景岳时珍肯堂嘉言天士生白洄溪在泾元御修园孟英，莫不各有发明，著有专书，震古而铄今，信今而传后，而未尝有杂志肆乎其间。夫专则纯，纯则精，精则自成一家之言，足以特立独行而不败；杂则多，多则博，博则泛收各家之说，足以集思广益而无穷，此医药杂志之所由作也。”［6］

    旧社会中医多是个体开业，许多老中医多有自己治疗某种专科疾病独特的临床经验，但苦于生计糊口，秘方甚少公开，而中医刊物则能广为宣传，扩大影响。如廖伯鲁编辑的《中医杂志》专门收录岭南医家医著，在1927年第四期的《中医杂志》就收录了《居仁堂医案》、《百砚室医案》、《星聚草堂医案》、《本校赠诊所医案》等未经刊行的名家著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1.

    ［2］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卢朋著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陈任枚.温病学讲义·绪言［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铅印本.

    ［4］ 沈英森主编.岭南中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5］ 黎庇留.伤寒论崇正编·序［M］.广州：粤东编译公司印，1925.

    ［6］ 卢朋著.发刊词［J］.广东医药杂志，1926，1（1）：6.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510405）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