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08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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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快要过去的时候，冬天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飘满了黄土高原。而我注定了躲不过那场劫难。那时我是甘肃省会宁县第二中学高二(5)班的学生。先是早上起来跑操的时候，觉得头晕眼花，过几天开始掉队了，上课时精神恍恍惚惚的，一不小心就睡去了，不知老师讲了什么。同学们都说我的脸白得吓人。才觉得自己是真的病了，到外面的小药店里去看，医生说是肠胃性感冒，吃了很多感冒通和霍香正气水，几天后却寸步难行了。
第二天，就是高二的期末考试，我再也无法坚持了，艰难地从小县城回到家里。父亲带着我四处求医，善良的乡村医生穷尽全身所学，还是没有诊断出得了什么病。最后来到县医院，上午做了骨髓穿刺手术，下午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看见爸爸拿着一纸薄薄的化验单，手在颤抖，他的脸色土灰土灰的，胡子一下子长了好长，父亲突然之间好象老了十岁。但他安静地对我说，强儿，可能是骨质增生，不严重，我们到兰州的大医院检查吧。爸爸说只有兰州才能治好这种病。我相信爸爸。
父子俩是迟暮里到的兰州。在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我住进了兰州军区总医院普内科，临别时他对爸爸说，这是西北最好的血液科医院，你放心吧！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他没有接爸爸递过来的10块钱，匆匆地消失下着凉凉的雪花的兰州。
第二天，看病床前头的纸条，写着“非急淋”，我问爸爸什么意思，他坚持说是一种骨质增生。我下意识地用手摸全身的骨节，没有增大啊，但我相信爸爸，再没问什么。
我的责任护士是一个叫惠琳的女孩，晚上值班的时候，她来借我的《戴高乐传》，看到床头的病条，楞了一阵后，突然问我年龄，“15岁呀！”我的普通话土的掉渣，她呵呵地笑了，“那你叫我姐姐了，我大你五岁！”。我还是用土得掉渣的普通话说，除非你告诉骨质增生这种病是怎么得上的。她解释了一大堆，很专业的医学理论，我都没听懂。我问，它能治好吗，她没有回答我。忽然转过身，忘了取我腋下的温度计跑出了病房。过了一阵子，进来。都忘了刚才的话题。她闪着亮亮的眸子，让我喊她姐姐。
此时的我病情每况日下。人瘦成了一根干柴棍，血红蛋白降至3克，输液的时候，护士姐姐已经找不着我手背上的血管。直到十多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主治医生把爸爸喊到楼道里，门没关严，我听到他小声地叮嘱爸爸“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尤其在这个时候……”，隐隐地预感到了什么，于是乘午休的时候去偷看了医生的病历，我才知道他们说的骨质增生是一句打算欺骗我一生的谎言。
我的病名全称是非急性淋巴型白血病，医生的病危通知书就在他的案头。
生命的目的是到达希望，当一个15岁的孩子突兀地知道死亡只与他有一步之遥，他怎能让自己平静和坦然？生命真的脆弱如一朵野花，一场风雨就注定一生都无法开放吗？！父亲还是小心的为我掀被子，试图盖住我露在外面的脚，我狠狠的踢开了他，虚弱的吼叫，“爸爸，你为什么要骗我！”护士姐姐绽开天使一般的笑脸，“小宿”、“小宿”地喊个不停。我不理会她，她递给我的温度计，我看都不看，就扔在了地上。她委屈地捡起断成两截的温度计，有点怯怯地问，“你怎么哪？！”我象一只捆在笼子里的狮子吼叫着，你骗了我，和爸爸一样，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我恨你们。护士姐姐没说什么，噙着泪水走了出去。
不久以后的一天，输液，护士姐姐的手里多了一份与医疗无关的东西。我嘲弄似地看着，她的手里是一颗苹果，兰州富士，没有完全成熟的样子，绿色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天。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包括平时逗我开心的打哈哈，把苹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走了。她快走出门的时候，苹果已滚在了她的脚下，我的嘴角终于扬起快意的笑。
次日，她还是带来了一颗，一样的颜色和大小。第四天第五天都是一样，四颗绿色的苹果，如同四颗鲜艳的太阳，我嗅到了，淡淡的水果味，让整个隔离间缤纷起了春天的气息。看到护士姐姐把第四颗苹果放在柜子上，转过身离开的影子，坚硬的心不由悄悄的融化柔软起来。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和感激在我孱弱的身体里生长，再生长。
又一次化疗，完后头发纷纷落下，护士姐姐推着我，穿过长长的楼道。她说我的头发，黑而坚韧，她说女孩子最喜欢这样的头发，她说等我长大后，会有很好的女孩儿喜欢我，会用她柔软的手指穿过我的黑发。我苦苦的笑了，我会长大吗？！我还有头发吗？！但还是使劲地点着头。我说，谢谢你，护士姐姐，我不会放弃了。护士姐姐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高兴得脸都涨红了。“小宿，生命是绿色的，就像我给你的苹果。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走过去，前方一定阳光灿烂，加油，你会创造奇迹的！”转过手轮车，看见她的额头渗出点点的汗珠，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春天。
不知道没有护士姐姐和她的苹果，我还会自暴自弃到什么时候。我收拾好她给我的这一切，有了笑容和坚强。下午有阳光的时候，我举着输液瓶，护士姐姐推着我到院子里，暖暖的三九阳光在内科楼前的绿色植物的叶子上跳舞。院子里的病友三三两两围住我，问我得的什么病，我坦然地说：白血病，非急淋。病友们凄然的眼神里含满鼓励，护士姐姐的眼睛像被露水染过，湿湿的。她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了医生写的病历，“你相信我，我不会再甩你的温度计了。活着就是希望啊！”大伙儿都被我的乐观感染了，护士姐姐率先鼓起掌来，接着旁边一为大爷也鼓起掌来，后来掌声连成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穿透了乍暖还寒的空气。
有几天，护士姐姐的脸色憔悴地厉害，我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摇摇头，静静地笑着，看着我，我们学医的，一般不会生病的。每次看她时，觉得护士姐姐很美，美过第一次进城时烙在心底的最漂亮的女孩儿。一次，做完腰穿手术，守在一旁的护士姐姐突然晕到在地，爸爸顾不了我，一把抱起她，飞速地跑进急诊室，我急切的喊着姐姐，挣扎着翻起来，不料被医生死死地摁住，如果再这样你的背部要成畸形。他呵斥。
一天天的日子如同流星在有爱的天空中滑过。
我的病情经过另一方案治疗后，居然奇迹般的好了起来，最后诊断的结果不是白血病是巨幼细胞的贫血。此时的主治医生，一位善良的日本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小伙子，真是虚惊一场！”我傻傻地笑了。旁边的护士姐姐，泪水夺眶而出。
出院时，爸爸给护士姐姐塞了300块钱，他一声又一声的感谢对我的照顾。她没有收，她怎么也不会收的，她对我的照顾已经超越了一种职业，而是亲情，就像姐姐，对她的弟弟一样。因为工作，她没有送我到车站，匆匆地离别但记住了她的眼神，除了善良外，就是说不尽的鼓励和祝福了。我说姐姐，你的眼睛怎么又湿了，她说她的眼里含着幸福，我想她的幸福就是叫她的病人活着，她的名字比天使还要美丽。
病后，家中债台高筑，几年时间编织的大学梦碎了，辍学在家的我跟着父母在田间地头勤奋地劳作着。我学会了耕地、除田，经常挑一担猪粪，蹒跚在黄昏的山路上，哼两句秦腔，顿感惆怅和迷茫。这时，耳边又响起护士姐姐的那句话：“走过去，前方一定阳光灿烂，你可以产生奇迹的！”于是，在劳作之余，便发奋地读书。一年后，我通过自学考上了四川德阳的一所中专。
兰州火车站，爸爸送我，他说，“强儿，以后好了一定到兰州看看你的护士姐姐。”接着爸爸的声音哽咽起来，“你生病时有几天我一直没借到输血的钱，惠琳和你的血型一致，你输了她的800毫升血。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记得那次他突然昏倒的事吗？！这种恩情一辈子都不要忘了！”
南下的列车上，我咬着牙，没有让泪水流下来。暗安立下誓言，一定要拼出最好的成绩，才不辜负护士姐姐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期望。
再一次来到兰州时，已是2002年的冬天，我背着两本在全国30余家学生报刊发表的作品和一叠奖章奖证，以及德阳市十佳青年标兵的奖杯来到了兰州。而护士姐姐早已不在军区医院，问遍了血液科的医生、护士，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我沿着槟河路一直找到她曾经带我唱歌的黄河第一桥，而护士姐姐就这样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了方向。
生命的柔软坚硬是任何灾难的钢刀都斩不断的，在懂得苦难之前早已体验了苦难。当我能平淡地复述这一切并不再有泪水时，我已是一个坚强的男儿了。这是15岁那年的那个冬天，一个20岁的女孩儿告诉我的。她的名字叫护士姐姐，我是她的亲弟弟，因为我的身体里永远奔腾着她的800毫升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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