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宝音达赉一起越过海拉尔河，去访问辛波洛索木。在路上，我们碰到一列列的牛车。坐在车上的妇女看见宝音达赉，都像见了亲人一样。她们举起手中的婴儿，向他招呼：“宝音站长！看看我们的孩子吧！”我在乌尔逊河和达赉湖沿岸访问牧民时，从一个索木走到另一个索木，从一个巴嘎（相当于行政村）走到另一个巴嘎，不管碰见了老年人或者是妇女，她们都是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谁家的妇女过去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自从治好了病以后，已经养娃娃了；谁家的人过去走不动路，治好了病后，现在可以放羊、可以骑马了。”过去患梅毒或淋病的人，走路的姿态恰像骑马一样，经过普遍治疗后，牧民们说：“骑马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围聚在蒙古包里面的妇女，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时，便指着孩子对我说：“同志！请你为我们向毛主席报喜吧！感谢我们的救星，解放了我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孩子。”健康！孩子！草原上的人们朝夕渴望，甚至在梦里也不能遗忘的事，花多少时间、用多少牛羊、焚香念经所不能达到的事，仅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刚满五年，仅在驱除梅毒工作刚刚开始了两年之际，就使广大的牧民恢复了健康，有了孩子。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幸福是谁带给他们的，因此，毛主席的恩情，正被家家讴歌，处处传颂。
宝音达赉刚刚从索伦旗回来，而新巴尔虎左翼旗的喇嘛医生桑波和妇女博姑朗珈又来迎接他们了。现在，他们每到一地，牧民们总是搭好蒙古包迎候他们，许多妇女自动帮助他们工作。我访问过许多喇嘛庙和蒙古包，看见喇嘛们和牧民们都自动订了防止梅毒公约。这些事情在解放前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料想到的，在今天毕竟出现了。
宝音达赉的爱人宝音在深夜里，赶着马车，跑七、八十里路，为难产妇接产。这批医疗人员在风雨中，在黑夜里，赶着牛车，从一个索木走到另一个索木，帮助广大的牧民打退了蒙古梅毒的侵袭，走向幸福。
来自辽西省法库县的护士杨秀华说：“我们刚来时，吃不惯手扒肉，睡不惯草地，害怕严寒，害怕沾染虱子。我们和牧民们相处了一些时候，看到他们被疾病折磨的痛苦，认识了他们是那么淳朴可亲，我的一切顾虑都逐渐消失了。今天谁若问我：‘你愿不愿意离开草地’，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为了牧民的幸福，我不愿离开草地’。”
护士沐云说：“草地的老乡得了病，找人念经，花掉许多牛羊，有些人得了梅毒，躺在碱地里或者河水中去‘治疗’；我们看见这种情形，心中十分难受，一种治病救人的责任感，不知不觉地涌上心来。为了牧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消灭这种长期性的疾病。”
两年以来，内蒙的医疗人员在牧业地区走过了一段相当艰巨的道路。然而，他们排除了一切困难，和草原上的牧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呼纳盟性病防治所所长宝音达赉说：“一九五零年我们在陈巴尔虎旗完工索木（相当于区）开始进行驱除梅毒的试点工作，牧民们想起了过去日本人‘驱除梅毒’的情形，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们。他们甚至把医生叫做‘魔鬼’。他们害怕注射，害怕抽血，妇女害怕检查身体，都不敢接近我们。党教育我们：为了牧民的幸福，必须耐心地向他们宣传解释，必须以实际行动来感动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在严寒的冬天，住在破旧的蒙古包里，自己做饭，自己挑水，耐心地给病人治病，为病人洗衣服，喂病人吃饭，病人走不动，我们背他们；我们的实际行动感动了牧民，我们的工作慢慢走上顺利的道路。”
新巴尔虎左翼旗一九三三年有蒙民一万零三百八十六人，到了一九五零年只剩下七千五百二十五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内蒙期间，曾经借口“驱除梅毒”，勒索牧民的牛羊，奸淫蒙族的妇女，给蒙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后来，日本法西斯到底说出了它的真实的意图：“不待武力征服，五十年内，内蒙人民将为梅毒所自行消灭”。内蒙人民想起这些，将是永世不忘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深切了解和关怀内蒙人民的痛苦，决心消灭这一长期危害内蒙人民的灾难。两年来的驱除蒙古梅毒工作和防疫卫生工作，已经停止了内蒙牧业地区人口下降的趋势，有些地区的人口并已开始上升。广大的牧民恢复了健康，并获得了卫生和防疫知识。
梅毒、淋病和各种疾病，使内蒙地区多少成年男女减弱或丧失了劳动力，使多少已婚的妇女多年不能生育，使无数的婴儿因先天性梅毒而夭折。谁不为内蒙牧业地区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怵目惊心呢？
==================================================1952 08 22 《人民日报》 《为了人民的幸福》（沈石）翻开一九五零年以前内蒙牧业地区人口逐年下降的记载，回溯一下这一地区两年来驱除梅毒工作所走过的路程，人们不难体会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的“人畜两旺”的号召，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卫生部关于我国皮肤病性病防治的历史与现状，里面是这么描写内蒙古的解放前，内蒙牧区是以蒙医药防病治病为主，城市医院很少，无皮肤科设置及专业医生。解放初期，牧区性病严重流行，人民政府采取重要防治措施，于1950年成立性病防治所，人员50人。1956年各盟成立性病防治站，人员增至530人。但专业医师很少，靠短期培训的初级医技人员来担负性病防治工作。1960年各盟站并入防疫站，在性防所基础上成立内蒙皮肤性病研究所，设临床、检验等科，有12人，负责全区皮肤性病防研指导工作。自1950～1965年的15年中全区累计检查性病患者130万人次，治疗病人18.7万人次，性病患病率由最初的59％至1965年已降到0.5～2.4％。1977年性病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及先天梅毒儿，基本完成了内蒙古消灭性病的历史任务。1978年该所人员合并于内蒙医院皮肤科。多文瑞、刘景祺、邓奎、云沛林、刘义华、赵洪斌、包德必里格、乌如希业勒图、白仁昌等为内蒙消灭性病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内蒙草原消灭了性病（1950～1977）科研总结”获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科技奖。1978年获中央卫生部科技奖，包德必里格等调查内蒙地区（1952～1988）麻风病累计各型71例，多系山东等省人，经治疗多数痊愈，至今未再发现新患。
我们到达白音宝力格时，他们那里的知青好高兴。招待我们吃喝不说，还住了一个晚上。只是刚到达那里时，我的腿疼得打不过弯来，连马都下不来，是被别人从马上抱下来的。第二天离开，不知怎么，没顺车道走，结果找不到路了。在草原上，不管往哪走，一出门就是几十里。好在呼和浩特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也跑到我们这里插队，他们都是蒙族，都会说蒙语，只好让他们和老乡打听。路上我们看到一个蒙古包，出来一个妇女，脸部完全变了型，好像是被烧的，要不就是梅毒？这里的梅毒很严重。解放后曾经是政府消灭梅毒的重点地区。梅毒即可通过性生活传染，也会通过生育遗传。我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觉得这里的生活方式虽然保留了一夫一妻制，但是仍然保持着原始群婚的某些特点，因此家庭是开放型的。丈夫妻子互相容忍对方的婚外性行为，尤其是婚前性行为。婴儿往往一出生就患‘二期梅毒’，更不要说年轻人的性觉醒带来的无克制行为。这个脸部严重变形的妇女想用当地待客的方式招待我们吃喝，可大家都紧张，谁也不敢用她的碗，结果我们出来了，极不好意思，但也害怕。她的脸要是烧得还好说；要是疾病造成的，可怎么办呢？她大概早瞧出来了，可是仍然热情地为我们指点道路。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太年轻了，心里装的未知数太多了，一遇到事情，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谁让我们是“知识”青年呢？
（剑桥晚清史的记录说大量蒙古男性出家做喇嘛，蒙古人口减少，性病问题，与冯玉祥自传里的说法差不多）===================================================60年代去蒙古下乡插队的知青的回忆录，文章里有这么一段描写：
虽然人口不断减少，寺院却不断增加。到二十世纪初，内蒙寺庙之数或已逾千，外蒙的寺庙也有约七百五十处，而且两地还有大量的小庙。估计内蒙竟有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五的男子出家（至少每家一个儿子），外蒙在1918年出家者占男人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同西藏相比，十九世纪末期的西藏估计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当喇嘛。这些估计同1800年的蒙古形势有何联系，还不得而知，不过很可能的是，僧侣的人数和寺院的数量在十九世纪都增加了。
===============================================冯玉祥将军在北洋军阀部队时常年与蒙古各部势力打交道，他的记述是很有可靠性的不过据我了解冯玉祥将军貌似很仇视满清（溥仪就是给他赶出宫的），有没有可能是冯玉祥造假故意抹黑满清呢？所以我找了不少资料来了解当时蒙古梅毒泛滥的情况，这些资料来源各不相同，时间跨度也大，基本排除了他们与冯玉祥将军串通起来污蔑满清的可能=====================================================《剑桥晚清史——蒙古篇》书上对这段历史是这么说的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肺结核也很猖獗。在整个十八和十九世纪，许愿当喇嘛的蒙古优秀青年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并非全都脱离畜牧劳动而住进寺庙。约有三分之二的喇嘛留在旗内；一个喇嘛兼作世俗贵族的农牧奴倒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然而，进入寺院的年轻人确实越来越多，结果越来越多的蒙古牧场和牧产被用来支付寺庙繁文缛礼的开支，而不是用于供养人民。
“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 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 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下面引用自《冯玉祥自传》
不过这是我很多年前听到的一种说法，在古代的巴比伦，或者现代的一些非洲国家都出现过这种因为性病泛滥而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况，当时也就没太在意。但是前不久海上画家引述了一段《冯玉祥自传》里关于蒙古族梅毒泛滥的描述，我不禁背脊一凉，“蒙古族在近现代大衰败到差点灭族的历史，如果是出自于满清统治的人为操纵的你会怎么想？”，虽然我是不掸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满清的，但这一次满清的种族灭绝手段和后果实在是让人发指。
“不待武力征服，五十年内，蒙古人将被梅毒灭亡”——这段话是日本关东军对当时内蒙古的评价，我印象中是日本人对东蒙蒙古族人口调查后，发现蒙古族人梅毒泛滥，人口死亡率远远高于出生率。如果不采取措施，再过几十年中国的蒙古族就要绝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