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北京回电后，梅尼斯怒火中烧；他拒绝返回天津，他并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决定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这一天，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他先后诊断了四名传染者。

又一夜，先后死去的患者逼近了150人大关……

1月6日，哈尔滨死亡人数突破百人；

紧接着，与两名华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纷纷身亡。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以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此后一个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份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1910年12月30日，在中东铁路哈尔滨站附近的一所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年仅32岁的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伍连德起草着一份电报。他字斟句酌、异常慎重，他在陈述着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两月有余、已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瘟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恰恰相反，它是“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他说，这种鼠疫是“肺鼠疫”。

这份电报，让压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为难、坐立不安。

在梅尼斯看来，所谓“飞沫传染”，是不折不扣的荒诞不经之说；伍连德此举，不过是为了一己风头而草菅人命。在一顿近乎咆哮的训斥后，梅尼斯当众扬言，他将要求施肇基撤换伍连德的总医官职务，而以自己来替代他。

整整38个小时以后，北京的回电终于来了。伍连德又喜又悲：在施肇基的斡旋下，紫禁城一反颟顸之态，决定召回梅尼斯，而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然而，也是这一天多时间，哈尔滨疫情已急转直下，日死亡人数由十余人暴增到了五十余人，鼠疫进入爆发期了！

这份电报，后来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它并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陈邦贤，《中国医学史》）。那么，伍连德是怎样得出“飞沫传染”、从而大胆地进行“肺鼠疫”分类的结论呢？

换而言之，倘若伍连德的结论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过是劳民伤财之举。更重要的是，满洲鼠疫牵连着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经：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辙的话，万一防治失败，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和贪得无厌的日本人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这场愈演愈烈、令人谈虎色变的灾难，会不会演变成纷争四起、动摇邦本的人祸呢？……

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傅家甸医院的惨剧，佐证了疫病扩散另有途径。

或许，“福之祸所倚”，正是这场洪水猛兽般的灾难最恰当的注脚之一？正当伍连德山穷水尽之际，是梅尼斯而不是其他人，以一种异常悲怆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也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然而，成千上万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个论断异常耸人听闻。当时，按照典型性哈尔滨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哈尔滨大鼠疫沸沸扬扬的灭鼠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在“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的激励下，仅奉天一城即已灭鼠25，347只，奉天全省更达到了80，972只。与此同时，北京“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天津不论死活，“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这股风潮的蔓延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千里外的汉口，官厅也颁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的法令（《申报》，1911年2月6日）……

几年来，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70万张增加到了250万张”（《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在暴利的驱动、官府视为利薮的推波助澜中，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传播源头提供了第一个佐证。1910年12月25日，也就是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次日，他立即拜访了哈尔滨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的于泗兴。这一天，以伍连德助手林家瑞为翻译，于泗兴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满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近年来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他果真这么做了。当天午后，他发了一封长电给施肇基；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向朝廷施加压力，以实现人事的顺利更替。在这些咄咄逼人的手笔面前，伍连德被逼无奈，只好向施肇基请辞总医官职务；但在电文的末尾，他依旧坚持这是一场肺鼠疫，除封锁疫区外别无他法……

当年10月上旬，一名捕猎者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将该处工棚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外，“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0月19日，其中的两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六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后来，当地官吏上奏说，“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傅家甸发现几名传染者后，医生们束手无策，“应对的手段不过放血和针灸”。然而，众多患者纷纷暴毙后，参与救治的几名医生也先后死去。在满城哗然中，地方官厅只得将新增传染者安置在一处公共澡堂内，“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伍连德由此追问：在几处医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踪影全无的情况下，这些医生因何染病呢？真正的传染途径到底是什么呢？

而在各国领事之后，学界的异议声也出现了。

北里柴三郎的毫无所获，原本是伍连德论断的有力佐证。然而，鼠疫可以在人际间“飞沫传染”、防治鼠疫的办法是封锁疫区而不是捕鼠，以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居然要****学界的公认理论……这一切到底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以北里柴三郎的那名学生为例，任凭伍连德如何游说，他始终坚持认为，在从老鼠身上找出杆菌之前，断言这是一场鼠疫未免为时过早。

与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不同，梅尼斯身为中方雇员，且有两年前防治唐山鼠疫的经验，他深得朝廷的信赖。1月2日，当他受施肇基的派遣、从天津匆忙赶赴哈尔滨时，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和伍连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梅尼斯之死

然而，对自己的结论，伍连德异常自信。这一天，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这份电文里，他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他主张立即停止捕鼠，而将防治重点改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一句话，他主张“封城”，以切断任何人际间的流通。

“肺鼠疫”

几乎是疫情刚刚发作，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创始人之一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学生，前来哈尔滨调查疫情；与此同时，他亲自坐镇奉天，组织一大群学者、学生进行三万只老鼠的解剖。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堆积如山的鼠尸中，他们没有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

1月8日，在俄国大饭店，梅尼斯头疼、发烧、彻夜不眠。当伍连德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固执而正直、与他私交不错的法国医生时，他已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不仅咳中带血，并且在细菌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三天后，1月11日，在弥留之际，梅尼斯向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日本人之后，则是俄国人。12月31日，伍连德拜访了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哈夫肯医生的侄子小哈夫肯。这个热情、略显大大咧咧的中年人没有那么固执，他同意眼下爆发的是一场鼠疫；但对于“肺鼠疫”的说法，他同样不能接受。他说，正确的防治办法，还是灭鼠结合药物治疗……

1911年初，中国天空的色彩就是那样诡异：一方面，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另一方面，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哈尔滨大鼠疫，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中西交汇的结果，并以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为主角……

这一天，也就是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明确提出，这是“肺鼠疫”。在致电施肇基，建议封锁疫区、隔离交通之余，他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美国领事罗杰-格林外，几乎没有人肯听他把话说完。他们不仅质疑这个年轻医生的奇谈怪论，他们更无法相信这个老大帝国的防治能力……

如果说，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极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象，已经让伍连德心生警惕的话，那么，它在跳蚤冬眠季节的肆虐爆发，它的沿铁路、大道、轮船航线不断扩散，乃至它在隆冬冻原、鼠迹罕至之地的渐渐蔓延，都让伍连德质疑起了传播途径。是的，从两名华工走进满洲里开始，它始终经行在交通要道上；难道典型性鼠疫能够解释这一切？难道以跳蚤为媒介、疫病在人鼠间传染的理论，能够回答这些现象？

次日，暴毙在傅家甸贫民窟的传染者达到一百二三十名；

伍连德断定，这绝非典型性鼠疫。12月27日，在傅家甸的一处平房，他解剖了一名日裔死者的遗体；在抽取两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做成标本切片”后，在显微镜里，他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杆菌；而三天以后，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鼠疫杆菌团蠕蠕而动。伍连德得出了结论：它的确是鼠疫，但却是另一种鼠疫……

最让伍连德胆战心惊的却是，这所医院已经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但它居然没有设立缓冲区、隔离区，乃至医生护士出入病房时，也没有戴口罩！他悲哀地意识到，不仅三方协作防疫困难重重，在这个聚居着2万余名中国人、4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国际性城市，华界傅家甸还随时面临着俄界与日本侨民区的传染压力……

更要命的异议，则来自法国医生、时任北洋医学院首席教授的梅尼斯。

梅尼斯之死，后来被认为是满洲鼠疫的转折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