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北京地区28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调查显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有商业赞助的多达63.4%，而且竟然有88.7%的医生认为商业赞助很有必要。参与调查的医生们认为，制药企业的商业赞助在新知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医生们也承认，追求利益才是制药公司的本意。

此项调查由北京医学教育协会设计执行。调查覆盖北京市卫生局直属医院、卫生部部属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师。受访者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3.5%，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占86.8%，有副主任以上行政职务的占83.5%。每年参加国家级，省（市）级继续教育活动的占96.1%。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副会长贾明艳说，在继续医学教育经费长期短缺的情况下，医药企业的商业赞助逐渐踏进该领域，对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进行有效的规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被业界所熟知的是，目前医学卫生人才的培养需要经过三个相互联系、但目的和对象又不完全相同的阶段所组成即院校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以及继续医学教育。

这三个阶段组成的医学教育连续统一体，已得到国际医学界的普遍认同。继续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层次，贯穿于卫生技术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国引入继续医学教育的概念较晚。1988年，卫生部在杭州召开的第一次继续医学教育研讨会，才试图从制度层面给予规划。

钱从哪里来始终困扰着继续医学教育。卫生部1991年出台的《继续医学教育暂行规定》中要求，继续医学教育所需的经费采取多渠道筹集的办法解决。

2000年12月，卫生部发布新修订的《继续医学教育规定》称，继续医学教育所需的经费，采取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渠道筹集的办法解决。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将继续医学教育经费列入预算。各卫生单位应保证一定的继续医学教育费用，并通过其他途径筹集资金。

如同卫生其他方面投入不足一样，继续医学教育领域也常常面临有账目没银子的尴尬。此时，日益强大的制药公司，尤其是跨国巨头，看到了其中的机会，热情地加入进来。商业赞助已经成为医疗卫生系统继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继续医学教育引入商业支持，能使更多的医务人员得到提高医疗和学术水平的机会。”广西卫生厅科技教育处处长耿文奎说，在我国，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医学知识陈旧、医疗技术水平低，由于经费短缺，没有或少有机会参加继续医学教育，使得医疗安全得不到保障。商业支持能够有效降低继续医学教育的成本，增加了基层医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机会，对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缓解政府和医疗机构财政压力，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的调查显示，受访医生一致认为：医药企业更愿意赞助高层次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包括国家级、省（部）级继续教育项目，特别是层次高、社会影响力大、学术性强、参与者多的大型学术会议；支持医务人员出国参加CME（后续医学教育）会议的，占到51.8%。医药企业也特别愿意赞助与医疗器械和药品相关的专业活动，对心血管、神内、肾科、外科各专业（骨外、神外）、肿瘤、影像、介入、药物临床试验等专业更加偏好。

“不少医务人员反映，一些制药企业组织的学术活动议题过分局限，只讲跟产品有关的话题，而且只讲或多讲对其产品有利的观点和证据，在个别情况下，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有明显的倾向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说，企业毕竟是要有商业利益的，其赞助动机不会跟学术界完全一样。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的调查称，商业赞助给予继续医学教育的大量资金和物质支持，医生认为不可能自愿无偿的占66.8%。“商业赞助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的驱动，带有其商业目的。也确实出现少数药企试图通过商业赞助影响医师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用药行为，危害用药安全，甚至出现深层次的商业贿赂现象。”贾明艳称。

“正确的做法是，既不能任由赞助厂家主宰或干涉学术内容、让商业利益超越学术独立和学术公正这个底线，也不应该把药企赞助当成洪水猛兽。”贾继东说，在选择学术交流的主题、邀请演讲者及确定具体内容等学术安排等方面，应该完全由独立的专家学术委员会来决定，整个会场内不应该有任何产品展示，还应借鉴像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要求学术报告者必须声明本人和医药企业的任何经济和业务联系。

贾明艳说，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出台赞助继续医学教育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规范赞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