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就以他编写《玉函方》（后缩短摘要写成《肘后方》）来说，就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医书和百家杂方近千卷，“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肘后方》自序）。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抱朴子外篇·勖学》）。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他的从祖葛玄，在吴之时，炼丹学道，有一套本事，曾授给弟子郑隐。葛洪知道后，就去拜郑隐为师，把那套本事学了过来。后来，到了广东，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青有为，就不但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

    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种病，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恙螨）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东南亚一带、我国的台湾省和东南沿海各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

    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所以，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一点也不过分。葛洪治学除了重视读、问、看外，还十分重视实验。这充分表现在他对炼丹术的研究上。葛洪在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把炼丹术具体化、系统化了。他在罗浮山、日夜厮守丹炉，进行了许多实验。反映出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实验的精神。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东，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