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生药科学的起源和本草沿革

人类药物知识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人们在寻找食物的同时，通过反复尝试，发现了许多有生理作用的植物，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因此有"医食同源"之说。古书记载，神农氏(公元前约2700年)尝百草，用以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我们祖先长期而广泛的医疗实践过程，药物知识逐渐丰富起来。但是太古时期文字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所以记载药物的书籍便称为"本草"。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张仲景、华佗等人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神农本草经》全书三卷，收载动、植、矿物三类药物共365种，分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症补虚羸者，本中经；下经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记述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以说《神农本草经》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物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经)，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共载药730种。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此书是《神农本草经》以后有确切著作年代和作者的重要本草文献。

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逐渐增加。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政府指派苏敬、李责力等23人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增药114种，于显庆4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又称《唐新本草》、《唐本草》，此书由当时的政府修订和颁行，可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较欧美各国认为最早的纽伦堡(Nürnberg)药典(公元1542年)要早883年。《新修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亦作出了贡献。

以上所述是我国古代药物知识的三次总结。随着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新的本草续有问世，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药物学著作。

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并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

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此书于李时珍去世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李时珍全面整理和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的药物知识，按药物自然属性，分为十六纲、六十类，每药之下，分释名、集解、修治、主治、发明、附方及有关药物等项，体例详明，用字严谨，并长期亲自上山采药，遍询土俗，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对药物进行实地考查和整理研究，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亲身实践经验纠正了古代本草中不少药效方面的错误，使《本草纲目》一书达到新的水平。这部书在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药学作出了贡献，也是研究动、植、矿物的重要典籍。

清代乾隆年间赵学敏编成《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于1765年出版，对《本草纲目》作了一些正误和补充，共载药物716种。

由汉到清，本草著作不下300种，各有所长。其余如地方性的《滇南本草》(明·兰茂)，专记外来药物的《海药本草》(唐·李珣)，记载食物疗法的《食疗本草》(唐·孟诜)，记载救荒植物的《救荒本草》(明·朱橚)，侧重药物鉴别的《本草衍义》(宋·寇宗奭)，侧重药物炮炙的《雷公炮炙论》(南北朝刘宋·雷斅)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道光年间，吴其的两部专论植物的著作《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问世，前者记载药物1714种，后者描述了植物838种，对于每种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和产地叙述颇详，并附有精确插图，尤其着重植物的药用价值与同名异物的考证，所以虽非药物学专著，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兹将我国历代主要本草列入表1-1-1。

此外，我国古代许多医学和方剂学著作中也收载有药物的知识。例如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的《千金备急方》和《千金翼方》，宋代陈师文等所编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明代朱橚等的《普济方》等。本草书籍中收载的药物和方剂，很多至今仍广泛应用，具有很好的疗效，且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有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结构等也研究清楚，例如麻黄平喘的主要成分麻黄碱，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常山碱，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氢掌叶防己碱(延胡索乙素)，黄连和黄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檗碱(黄连素)，黄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黄芩甙，大黄泻下的主要成分番泻甙等。为了保证药物的疗效，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药物的栽培、采收、加工、炮制、贮藏保管等方面，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量事实证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医药遗产是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我们应当珍视这个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二、现代生药学的发展

生药学是在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科学研究的进步而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关于天然药物的科学。从历史上看，生药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传统的本草学(或药物学)时期、近代的商品生药学时期和现代的生药学新时期。

古代本草著作的出现是在二千多年以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生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世界各国都处于传统的本草学时期。那时，对于药物(生药)的知识主要是依靠感官和实践经验来积累。古代本草书籍的内容是以记载医疗效用为主，兼及生药和药用动植物的名称、产地、形态和感官鉴别的特征等。由于地域的不同和经验的差异，对药物的认识自难一致，更由于当时科学未兴，对于药物的认识难免失之粗浅，或有主观臆断之处。

17世纪开始，在欧洲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兴起了近代的自然科学，促进了药学科学的发展。

19世纪初期，法国学者Derosne、Pelletier和德国药师Sertüner等相继从植物和生药中分离出生物碱，并证明具有明显的生理作用，推动了植物性生药有效成分的研究。很多生物碱被分离为纯品，药物生理作用的研究也取得成熟；又由于生物科学的进步，生药的来源和形态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生药学从药物学中分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随着国际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生药采购和流通区域扩大，生药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当时生药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商品生药的来源(生物的和地理的)，鉴定商品生药的真伪和优劣。

1838年德国学者Schleiden阐明了细胞是植物体构造的基本单位，并利用显微镜观察了多种生药的显微构造，发现根据显微构造的不同，各种生药可以准确区别。其后，利用显微镜鉴别生药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生药鉴定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此同时，化学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也开始应用到生药鉴定工作中。自此以后，生药学的研究沿着形态学的(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和化学的两个方向前进。

到本世纪30年代，药物作用强度(生物效价)的生物测定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生药的品质评价提供了新的手段，也为进一步研究生药的有效成分及其含量测定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1930年以后，物理化学的分析方法，如毛管分析法、比色法、分光光度法、荧光分析法和柱层析、纸层析等逐渐应用于生药分析鉴定。1960年以后，由于现代仪器分析方法迅速发展，紫外光谱、红外光谱、薄层色谱、薄层色谱光密度法、气相色谱、高效相色谱、核磁共振、质谱等新的分析方法的应用，推进了生药化学成分及其定性定量分析的研究。此外，利用电子显微镜和X线衍射法以观察和研究生药的超微构造，利用免疫电泳法于种子类生药的鉴别，高效毛细管电泳法(HPCE法)在生药分析中的应用等，均在发展之中。

生药有效成分的不断阐明及其分析方法的迅速发展，迎来了现代生药学的新时期，推动了对影响生药品质的各种因素进行科学的探讨。例如对于有效成分明确、经济价值较大、大量栽培的药用植物(如薄荷、洋地黄、金鸡纳树等)进行选种、嫁接、杂交以及环境条件和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研究，以提高产量和质量；对生药采收时期、加工方法和贮藏条件等方面的研究，力求提高并保持生药的优良品质。用人工方法造成药用植物遗传因子的突变与多倍体植物的形成，利用示踪原子探索有效成分在植物体内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利用细胞和组织培养方法来生产药用植物的有效物质，已获得进展。由于植物化学成分知识的大量积累，已开展了对各类植物的化学成分与其亲缘关系进行科学的探讨，从而开始形成植物化学分类学(Plant Chemotaxonomy)，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分类学上的意义，并将促进新的生药资源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