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也忘不了2004年4月3日这一天。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断裂的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
 
我这个只有22岁的生命，从此开始失去土壤、阳光、水和空气，无所依托。”

那一天，武汉某名牌大学外语系优秀学生朱力亚的生命从明媚的阳光突然跌入一片冰冷的狂风暴雨。校领导严肃地对她说，她的巴哈马籍男友马浪已经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并被送回国了。朱力亚明白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一份阳性检验结果把最后的希望彻底打碎。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被学校劝退，她几度失去工作，她不停地用谎言保护自己和家人，她在网上被人指责攻击……病魔和比病魔更可怕的外界压力让她几度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最终，朱力亚勇敢地选择了对外公布自己的身份，还写出了《艾滋女生日记》。“我之所以把我失败的爱情经历告诉大家，并不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感动或同情，我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让迷途者警醒，不要再重复上演我的历史。”

见到朱力亚的时候，她显得轻松乐观而平和，系了一条鲜艳的丝巾，犹如这个明亮春天的颜色。

被男友感染艾滋病

承受压力离开校园

一段异国恋情，她说自己不恨他……

没有人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哪一天会发生，哪一天遇到的哪个人会改变你的一生。就像在一场又一场情感盛宴的起落承合之间，没人会知道哪一种缘分最后会变成孽缘。

2002年9月，朱力亚踏入大学校门。学校应该会有很大的阅览室吧？自习室会不会很紧张呢？但愿我能分到靠窗的铺位……由于学业优秀，朱力亚是被破格从中专保送来上大学的。

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新鲜而充满希望。不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朱力亚认识了巴哈马籍留学生马浪。一年多的相处，两人渐渐变得难以离弃。“我们之间的感情跟很多中国的男男女女没什么两样，大家一起幻想未来，甚至以后要几个小孩我们都决定了，感觉这一切就是时间的问题。”

马浪病了，发烧，浑身没有力气，脸上还长出了很多“青春痘”。当时，朱力亚以为他得了重感冒。2004年冬天，在家过完寒假的朱力亚回到武汉，却看到马浪情绪低沉，对她也格外冷淡。4月份，马浪说要去北京。这是朱力亚最后一次见到马浪。

事后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朱力亚在日记中写道：“人都说陷入爱情的女孩就像傻子，我不知道在婚前我答应他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很傻，但有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我非常爱他，把自己的爱交给一个心爱的人，我没有什么不情愿的。我想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想和他厮守一生，想为他做一切我可以做的。”

“在我的意识里，爱情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我不恨他，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爱他，爱得很深。”

一份阳性检测报告，她的生命被瞬间击垮……

再没有什么噩耗可以像这个一样把我的心在瞬间彻底击毁，把我的精神彻底打垮。它比病魔本身都要可怕。噩耗那样被轻声细语地道出，却如同一场飓风，从此，我将要被卷入一个无助而又痛苦的世界。

“你知道吗？他感染上了艾滋病，并且已经发病了，今天早上已经被送回国了。”校领导在“迂回”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点到了正题。

一句话让朱力亚天旋地转，她觉得全身发抖，从未有过的恐惧感袭击过来。由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朱力亚向校领导撒了谎，说没有和马浪发生过关系。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朱力亚没有回宿舍，而是独自住到了招待所里。“刚才在公寓时，为什么我没有跳下楼去呢？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到底有没有被感染上？我们已经发生了几次关系了，我能逃过这一劫吗？就像刚才那样，我已经彻底把自己当成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了，我不会有希望了。我狠狠地把自己扔在床上，不想开灯，只想沉睡，然后在醒来后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而已。梦醒了，一切的忧虑全都是多余的，我的生活还是像以前那样阳光灿烂。然而这不是梦，这是我要面对的残酷的现实。”

“他已经发病了，病毒含量那么高，当时我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实情，可是别人都好骗，就是骗不了自己，自己最清楚了。因为这个检测就是确定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我当时不想去检测。但很多时候还是喜欢从绝望中寻找一丝希望，就抱着侥幸心理，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这件事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事非人愿。一份阳性检测报告彻底将最后的希望打破。朱力亚独自在黑暗中挣扎，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流泪发呆写遗书，无数次想过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除了要面对死亡，她还无法想象自己同学朋友知道了会是怎样的反应，会不会像躲避瘟神一样呢？年迈的父母能承受住吗？朱力亚把自己灌醉走到马路上，希望过往的车辆把自己撞死，她来到江边希望自己能跳下去。她在给父母的遗书中写道，“您的女儿从小到大都是比较要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实在无法容忍被人看不起，在众人的指点和批判下生活……爸妈，我现在很害怕，可是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害怕什么……你们保护不了我了。这次你们再也无法帮我走出困境，并且这次所有人都确实无能为力。”

然而，求生的欲望一次次把她从死亡线边缘拉了回来。

面对各种歧视和压力，她不得不用谎言包裹自己……

艾滋病毒已经疯狂地复制到我的全身，并且彻底地控制了我的灵魂。无论我怎样努力地试着让自己忘掉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但我都无法做到，相反我越是努力这样做，我的压抑感与无奈感就越强烈。那种死的恐惧就会越发猛烈地冲撞着我的大脑，无论我怎么掩饰，我都没有办法忘记很快就要与死神相见的事实。想想，真的好无奈，让我害怕的不是艾滋病病毒，打败我的也不是艾滋病病毒，而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很快，朱力亚感觉到，还有比病毒和死亡更可怕的事情等着她去面对。生活在脆弱和恐惧中的她，只能不停地用谎言包裹自己，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外界隔开。“我的电脑不敢让别人碰，上边全是关于艾滋病方面的网址。这方面的杂志我想看又没有地方藏。大家聊的东西我提不起兴趣，我心里想说的又不能对任何人说，我真的觉得好累。离开了谎言，我又能用什么去面对呢？”

很快，学校领导知道了情况，非常恐慌。他们要求朱力亚吃饭必须用一次性公筷，垃圾派专人处理，行踪也受到监视。不久，校方建议她休学。早已疲惫不堪的朱力亚接受了。那次回家，朱力亚想反正也活不久了，不如坐一次飞机吧。过安检的时候，对艾滋病知识并不了解的她怎么也不敢站上去接受检查。“我当时不懂，想如果照出来我体内有艾滋病毒，那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吗？我当时想，如果被照了出来，那我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转头就跑。”

回到家里，朱力亚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她不得不继续在父母面前伪装自己。他们分担不了朱力亚的痛苦，而是转化为一种沉重的负担。父母已经感觉到了女儿的反常，带她去医院检查是否得了什么重病，由于一般情况下医院不会做艾滋病检测，所以医生说只是重感冒而已。朱力亚清楚地记得，当时父母竟然快乐得像小孩子一样，当着众人不住地吻她。母亲说：“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分钟我还在想，如果你真的得了什么绝症，那妈也活不下去了。”

快到了开学的日子，朱力亚想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却接到了校方单独配电脑进行远程教学的决定。不愿让父母起疑心的朱力亚还是选择了回到武汉。和校方领导谈的结果是，她必须在外面租房子住，把书都领了，赶紧把大三、大四的课程及毕业论文完成。也就是说，她不能正常到教室里上课。朱力亚与校方交涉：“我不是大学中的第一个感染者，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难道感染了艾滋病，就要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吗？”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10月，朱力亚和志愿者小白来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文楼村。回来的时候，校方已经以“朱力亚出事了”为由，通知她的父母来学校。在这种“威胁”下，为了不让父母知道实情，朱力亚不得不同意在“安全保证书”上签字。内容包括：关于住宿，某某某在学校不允许的情况下，自愿在外私自租房，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学校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关于学习有以下两个条件，学校办理专科文凭，马上毕业；继续休学。不得已，朱力亚离开学校，在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找到了工作，后来又主动申请调到小县城去。在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朱力亚找到了暂时的平静。

第1页:一段异国恋情，被男友感染艾滋病第2页:公布经历帮助他人

朱力亚最想说好好珍惜健康

朱力亚想对你们说，健康真的很重要，希望你们能抵制诱惑，好好把握自己，同时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艾滋病患者……

我醒悟了：长期的沉沦、消极只能变为艾滋病毒的奴隶。
 
 
 
我不能这样，懦弱者的屠宰场不是我命运的归宿。痛苦过，绝望过，擦干眼泪，重新上路。用自己惨痛的教训告知每一位正在犯错或者即将犯错的朋友，挽救每一个年轻、鲜活、充满希望的生命。健康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抵制诱惑，好好把握自己。了解艾滋病，了解感染者的内心世界，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不需要怜悯，而是渴望理解。不希望天平向我们这边倾斜，但是我们需要公平。

朱力亚很喜欢一首小诗：“我健康的赤足是一面清脆的小鼓，在这个雨季敲打着春天的胸脯，没有华丽的鞋子又有什么关系啊，谁说此刻的我不够幸福。”她让记者告诉看到文章的每位朋友，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强，我说过：努力活到60岁，做艾滋病历史上的见证人。也许还可以活到80岁，尽管到那个时候皮肤也不好了。”说着，朱力亚笑了起来。“我觉得艾滋病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全社会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感染者能够平静地面对病魔，保持乐观的心态，等待着艾滋病被医学攻克的那一天。对于健康人，希望你们能公平地对待艾滋病患者，因为感染者并不是人类的敌人，人类的敌人是病毒。只要有感染者存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没有一个完全安全的环境。有些人在生活上很不注意，甚至有相当多的感染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有感染者存在，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警惕。”

临去采访的时候给朱力亚带去了两件衣服，特意挑了像迎春花般明艳的黄色。总觉得这个年轻而倔强的生命应该是璀璨夺目的。既然选择了生，就该如夏花般灿烂。

公布经历帮助他人

做志愿者开展讲座

她选择公布身份警醒他人，迎接人生最猛烈的风暴……

我要做点什么？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心里闪着。我是由于当初的无知，不太了解艾滋病知识，不懂得自我保护，导致生命走向了尽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年轻生命重蹈覆辙。我深信：如果用公开我一条生命的悲哀，能够唤醒一个正在犯错或者即将犯错的年轻朋友，挽救一个年轻、鲜活的健康生命，那么我公开身份是值得的。

2005年3月份，艾滋病专家桂希恩教授给朱力亚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我很紧张，问怎么了。他说截止到现在，在他那里确诊的已经有6个和我情况相似的在校大学生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帮助他们，我说好。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从县城赶回武汉。希望能见到他们。谁知道只见到了其中两个，另外4个突然之间不见了，根本联系不到。我感觉那两个学生很恐惧，也很消极绝望。之后我按他们留的联系方式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都失败了，他们没有留下真的联系方式。我想他们接受我还需要一个过程。”

“每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前途无量的。突然被判了死刑注定没有希望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太让人绝望了。那次回来，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多次考虑要公开自己的故事来警醒别人，可是身边知道我情况的人都劝我一定不能说，会受到很多歧视的。我在2004年9月就已经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但一直没有在授权书上签字。经过这件事，我又一次下定了决心。尽管桂教授为了保护我再一次反对，我还是拨通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电话，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来吧。”

2005年6月份报道出来后，网络上展开了关于艾滋病的道德讨论，90%的人认为应该受到道德谴责。有的人表示理解支持，但更多的是指责和谩骂，甚至说是“沽名钓誉，恬不知耻”。朱力亚还因此失去了宝贵的工作。一时间，她陷入了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做决定前我考虑了8个月的时间，其间我一直在分析，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会是怎样的反应，我也想过各种弊端，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很多评论都相当不客观。我又一次浇灭了希望，感觉到了大众的冷漠，接着我就失业了。但过了两天我就挺住了，也适应了，可能是因为已经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

学校的同学也很快知道了，除了个别同学小心翼翼地关心朱力亚外，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朱力亚只能选择躲开。她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很快又因为身份的曝光而失去了。

对于公布身份她不后悔，因为身边有那么多善良的人……

曾经一度绝望的我，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很渴望能看见彩虹。因为在我的生活中，似乎好久没有出现太阳了，这种阴雨天似的生活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如今，我渐渐地发现有一丝光明穿透一切阻挡向我射来，这也许是上天派给我的天使，要带我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体会一番如今世界的温暖。

艾滋病毒，这个曾经一度让我痛恨、害怕、逃避的字眼，我现在要正对你，而且我也要向全世界的人说：我的未来不是梦。

如今的朱力亚已经变得很坚强很平静。她又争取到了回学校读书的权利，她又找到了可以谋生的工作。她说，生死她已经看得很淡了，只想好好地过每一天。“在最绝望的时候，我眼里看到的全是社会的阴暗面，而现在，我能感受到人间还是有很多好人，很多温暖的。我不后悔公布了自己的身份，现在我可以尽己所能帮助别人了。我参加了一些讲座，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大家。国外有些机构给中国的艾滋病患者捐款之前先要做3个月的调查，现在我只要说我是朱力亚，援助品马上就可以过来了。”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别人的一点温暖和帮助就可能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知道这有多重要。所以我现在希望能给别人更多帮助。我第一次去河南文楼村的时候，是因为我太绝望，想看看别的艾滋病患者是怎么生活的。结果，我看到了许多处境远不如我的人们。我在河南体会最深的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死，而是看着身边的人离开。有个老太太特别可怜，75岁了，四个儿子都感染了艾滋病，三个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孙女也被感染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去帮助他们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也是感染者，怕他们会因此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朱力亚也在得到更多人的关爱。同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小李总是鼓励朱力亚，逗她开心。而他的腿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他在博客中写道：“我的腿很疼，我是在努力和朱力亚开着玩笑，因为她现在不快乐，需要帮助。”志愿者小白在全国各地奔走，统计感染人数，号召大学生了解艾滋病，帮助艾滋病家庭。更有一些陌生人的关心让朱力亚流泪。一位30多岁做老师的母亲给她写了20多封信，还把当月仅有的200多元工资寄来，让朱力亚天冷了添双靴子……

朱力亚在日记中写道：死亡，曾经让我无比恐惧，但现在我已不再害怕，因为就在身边，有着那么多善良的人。

最需要心理辅导

最害怕社会歧视

桂希恩：许多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此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并不了解的人，是轻率而危险的。

李银河：从朱力亚的遭遇，我们可以知道，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与道德无关，即使是艾滋病也不例外。

濮存昕：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任翊对记者介绍说，来检测艾滋病的人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人偶尔有过危险性接触等行为，这些人一般非常恐惧焦虑，心态非常不好。另一类人有长期的不良习惯，如吸毒等。这些人往往在来检测前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有的根本不来检查。很多吸毒人员，都是在警方陪同下来进行检测的。目前，我国最大的艾滋病问题来自同性恋群体。

任医师认为，目前国内关于艾滋病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没有心理辅助治疗。很多艾滋病患者刚开始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一些人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还有人想要报复社会。这时候就需要有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需要精神专家的介入，必要的时候辅助以药物。SARS流行的时候，很多医院都配有心理辅导，可艾滋病却没有。我们只能通过献爱心，通过关心和爱护来帮助他们。还有一些人患有恐艾症，总觉得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即使检查结果正常也不相信。这些人，也急需心理辅导。”

“再有，就是社会歧视问题。这与人们的知识水平有关。如果人们更多地了解艾滋病方面的知识，这种状况自然就会有所好转。目前，艾滋病患者的很多权益都难以得到维护。比如艾滋病患者得了阑尾炎，医生很可能拒绝为患者做手术，结果病人不是死于艾滋病，而是死于阑尾炎。由于害怕遭受歧视，很多艾滋病患者都选择隐瞒病情，这样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传播疾病的危险。”

“我认为，宣传艾滋病问题不应该只局限在艾滋病日，这是个应该时时刻刻关注的问题。”任医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