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公共卫生部因此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奖章。他们得到的评价是：“泰国的方案承认商业性行为的存在并同其合作，而不是反对其行为，并制订出办法改变性工作者及其顾客的行为，同时促进社会准则的改变。”（三联生活周刊）

这一“100%”计划最令泰国政府高兴的结果之一是：在进入泰国皇家陆军的年轻男性应征士兵中，艾滋病流行率从1993年中期的4%的高峰下降到1996年末的1.9%。

在泰国所制定的对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实施“100%避孕套计划”，其目的是强制所有商业性场所在一切性交易中使用避孕套。该计划把避孕套免费分发到妓院和按摩院，并规定性工作者及其顾客必须使用。当地政府官员、卫生工作者和警察联合检查遵守情况，办法是调查到政府开办的性病诊所寻求治疗的男子接触过的所有人。不遵守规定的妓院可能被关闭。进行广泛的努力接近嫖客是这场运动成败的关键，而结果导致在进行商业性交易时使用避孕套迅速成为购买性服务的泰国男子的行为准则。

因为泰国是亚洲最早发现艾滋病的国家，其政府发言人阿卡波尔说，“如果说选择对于泰国来说是艰难的，那些更穷的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呢？那些地方，传染频率更高。”很显然，泰国周边国家正如阿卡波尔所言，“都密切地注视着泰国的艾滋病危机。”

足以令泰国政府头痛的事实是来源于这样一些数据：1989年中期进行的第一轮全国性监测发现，在泰国北训的清迈市，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流行率达44%；其他地区的性工作者这一数值为1%～5%。而第二年进行的一次全国性行为普查发现，泰国15岁到49岁的男子中，22%的人在前一年与性工作者发生过性关系。更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今年8月，一位泰国卫生官员报告说：艾滋病在泰国已成为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远远超过意外事故、心脏病和癌症的致死率。

泰国政府的正式统计数字表明：1个感染艾滋病的女性会造成4个男人感染此病。联合国人口基金艾滋病问题专家猜育·坤那努宋博士研究认为，目前泰国2%的男人和1%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估计，在这1%的女性中，约1/3为酒吧女，在一些地方，性工作者通过性交传播的疾病高达80%。因此，当地媒体提醒外国游客说：“到泰国纯旅游是非常安全的，但若为‘性观光’而来，则可能为丧命之旅。”

泰国总人口6100万人，对其性工作者数量的估计上，不同的机构数据相差巨大。泰国红十字报告的数目是10～15万人，而《时代》(亚洲版)的估计则达到了100万。无论真实数量有多少，泰国都被广泛认为是“性旅游王国”。

-泰国“100%”的选择

“我个人认为，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要靠个人关系，这个很重要。虽然说要多部门协作，但有些部门很难从卫生部门的角度来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杜建伟说。

但海南省卫生防疫站站长助理杜建伟却没有这么乐观。1999年，杜建伟曾参与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项目在琼海市的两家宾馆向性工作者发放安全套。在此之前，他们私下找到省公安厅治安处处长，得到了“尚方宝剑”，才敢放心地开展工作。

“最近出台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中国艾滋病工作网络主席张孔来教授看来，这个计划规定各个政府部门要组织协调，共同参与艾滋病预防，以往的尴尬基本上不会再出现。

中科院院士曾毅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疾呼：要修改“禁娼”和“禁毒”法律中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关条文，保护和支持人们在高危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与干预。

参与调查的北京地坛医院辛医生自己也疑惑。他说：“这是一个悖论，假如你发现一个纵火犯，你不去举报，却去告诉他怎样正确放火，这于情于理能容吗？”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疑惑。

一些艾滋病研究者们感到了同样的困惑，在对一些高危人群的调查中甚至有些提心吊胆。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市首次对“三陪女”调查项目，原计划调查100份问卷，最后只完成了60份，其中有一个月竟找不到愿意接受调查的“小姐”。调查者说，要取得“小姐”的信任很难，而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与警察相撞，造成说不清的误会。所以他们一般在白天出动，把小姐约到饭馆交谈，四个调查员每次都集体行动，避免单独与小姐在一起。

张建记得安全套在电视上的惟一一次“亮相”是1999年，可惜第二天就夭折了。当时为了配合世界艾滋病日，国家计生委宣教中心制作了一个主题为“安全套，没烦恼”的公益广告：一个安全套做成的卡通娃娃战胜了性病、艾滋病等病毒。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只播出了一天就被停播，因为违反了《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89年10月下发的《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原因是“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那个规定早就落后了，成了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障碍。”中英合作安全套社会营销模式项目负责人王振修说。

但多数人还不能接受作为隐秘之物的安全套公然示众。安全套使人联想到性，这个忌讳公开谈论的话题一旦裸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少人产生的心理是排斥与反感。王学海将这种状况归咎于宣传普及不够，媒体有限的宣传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国家计生委宣教中心副主任张建认为，这是另有隐衷。

“如果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使不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达到95%，同时还可以预防其他性病的传播。”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负责人王斌说，这是在世界有防治艾滋病成功经验的英国国际发展部的研究结论。

“多年以后，人们再来看这件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王学海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的安全套广告又一次遇到了麻烦，问题出在一个“套”字上。今年8月27日，一幅大型“杰士邦”安全套的户外广告竖立在长沙街头，几天后，曾批准了这项广告的长沙市工商局要求“杰士邦”修改广告词，“确保安全，自有一‘套”改为“安全新概念，健康最重要”，因为有人认为这个广告有伤风化。作为“杰士邦”中国总代理的王学海对这种“有伤风化”的反驳是：“是生命的安全重要还是所谓的风化更重要？”

与此相对应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进行的性行为监测显示，只有9.1%的性工作者会经常使用安全套。而直到今天，安全套在中国的推广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专门研究行为干预的吴尊友给艾滋病的传播作了模式化的描述：由高危人群传播到一般人群，即由同性恋——注射毒品——妓女——嫖客——家庭妇女——儿童。根据他的判断，中国处在注射毒品者向妓女过渡的这个阶段，“如果这个过程不截断，向一般人群传播在所难免，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卫生部同时公布的哨点监测显示，暗娼中的艾滋病病毒的平均感染率从1995年的0上升到2000年的1.3%。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陈贤义说，国内卖淫嫖娼的现象屡禁不止，青少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正在发生变化，再加上庞大的流动人口和日益增多的出国旅游人员，艾滋病经性蔓延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但是，中国艾滋病流行的现实决定着研究者们不得不更多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卫生部今年8月23日公布：到2000年底，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其中经性传播的占6.9%。“性传播的这个比例，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刘康迈说，因为这个数据是根据已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得来的，实际的比例可能比这个要高许多。

5年后，虽然人们很少听到“鸡教练”之类的称呼，但在性工作者中采取艾滋病的预防措施仍然很困难。“你一旦这样做，就可能被认为是对卖淫嫖娼的默认。”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助理刘康迈说。

那是第一次在中国进行这样的行为干预实验，事先已与公安部门打好招呼，所以并未受到来自公安方面的阻挠。但仍有很多人对这种教育方式感到不可理解，包括他的医学同行。

“鸡教练！别人当时这样叫我们。”吴尊友的尴尬在5年前。吴是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1986年主持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在云南的3个县向宾馆里的性工作者发放安全套，教他们怎么预防艾滋病。

-中国的安全套难题

印度另外一个文化上的性现象被称为“哈杰若斯”(hijras)。“哈杰若斯”指是的被阉割者或变性人，他们通常为了谋生而从事性活动。新德里艾滋病控制中心的拉姆·波·威西斯特为此专门做了一份调查，他的结论是：“(在‘切蒂—巴纳米’节上)每三个‘哈杰若斯’中就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印度国内存在着不同的种族社会，虽然各自的文化不同，但与宗教相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低种族的女子愿为某些宗教活动而献身。哈佛大学一份名为《艾滋病在古老的传统中兴旺》的文章中说：“这种习俗根植于印度教的深处。”在这种宗教文化中，一些出身贫穷、低种族的女孩在年轻时不得不献身给部落内一个被认定为“神灵”者，或者为某些神职人员、为宗教仪式提供性服务。另外，一些出身低种族的女孩如果因长相出众被村里有势力的人挑走，那么她一生的全部内容就是满足主人的性需要。

一些学者则从印度神秘而古老的性文化、性习俗的层面，揭示了印度某些地区艾滋病高发的原因。

孟买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检测中心的主任罗·卡维和其他一些防治艾滋病运动推行者，认为政府对印度艾滋病的泛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说，事实上医疗卫生部门早于1986年就发现了艾滋病患者，可直到1992年政府部门才在孟买开展工作，而那时，红灯区里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已达到了32%。但直到现在，印度一些省的领导人仍拒绝承认本省有艾滋病存在。

但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断言，艾滋病在印度迅速蔓延的最主要原因是“冷漠的回避”。

印度文化有许多与中国相似的成分。在这种文化中，公开谈论“性”是一种禁忌。在印度很多城镇，性教育还是个新名词，普通百姓平日对性话题也讳莫如深。虽然政府一直在加大对艾滋病的宣传，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对与“性”有关的艾滋病还很陌生。米勒杰市在印度以盛产糖而出名，因为处于几条大公路的交界处，性产业使这一地区成为印度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这个市红灯区里，目前2000多个性工作者中已有超过一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个叫加斯蒂的妇女在这一行已干了十年，但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艾滋病，也从没有听说过在性行为中应使用安全套。

艾滋病似乎是带着仇恨来到印度的。自1986年发现了第一例后,艾滋病在印度的迅速蔓延之势令人震惊。印度国家艾滋病控制中心组织的调查表明，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在1998年为350万，2000年已增加到390万。2000年近35万人死于艾滋。虽然从比例上说，印度受感染者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7%，，但由于总人口数近10亿，印度感染者总人数在全球仅次于南非。有人形容“印度坐在艾滋病的定时炸弹上”。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印度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印度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人口最多的国家。

两年前，印度报纸曾广泛报道过一位名叫克里什纳的病人的遭遇。当时32岁的克里什纳因胯下受伤，急需进行外科手术。他住在德里一家颇有声望的医院。在术前化验时，医生怀疑他感染了艾滋病毒。已经进了手术室的克里什纳于是被赶出医院。迫于舆论压力，医院后来勉强给克里什纳做了手术，但手术一完，便强制他出院。两天后，克里什纳因伤口感染又被送进医院，但很快就因无人过问而悄然死去。在印度，不少医生认为只要和艾滋病人同处一室，就会有感染的可能。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艾滋病毒携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自己的情况保密，要么忍受歧视。

印度妇女萨基塔的丈夫死于艾滋病，可她却被婆家赶了出来，也不许探望自己的两个孩子。她哭着说：“我的婆家人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我还能不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讨论的结果是把我赶出来，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家不祥的预兆。”婆家人把她赶出去后，她向娘家人求助，但也遭到了拒绝，因为她的检查结果也呈阳性，现在萨基塔住在专门关闭艾滋病感染妇女和孤儿的房子里。据印度卫生部门的官员说，虽然事实上是丈夫携带着艾滋病毒，而往往是妇女被赶出家门。这种现象在印度很普遍。

-印度的忌讳

泰国是亚洲第一个被艾滋病击中的国家，1984年发现首起艾滋病感染者。斯蒂姆森(stimson)研究表明，三年后(1987年)，曼谷在毒品注射者中发现了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后艾滋病病毒在注射毒品中迅速蔓延。雷蒙(reehman)将这一地区的艾滋病的传播与“金三角”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认为“金三角”毒品与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和米佐拉姆邦、中国云南省艾滋病病毒传播有极重要关系，云南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占中国艾滋病死亡总数67.76%。雷蒙还发现，世界第二大海洛因产地“金新月”附近地区，注射毒品中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也是造成艾滋病病毒流行的一个因素。

波依9岁被送到乔·迈尔的救济所时体重只有12公斤。她赶上的是泰国第六波艾滋病患者群。泰国艾滋病首先在同性恋者中爆发出来，然后蔓延到毒品使用者、妓女、她们的顾客。接着他们依次感染给妻子和女友，这是第五波，第六波是患者女性的孩子。

相比而言，曼谷的11岁小女孩隆恩波依无论生存的愿望多么强烈，却也绝对无法松轻地想象未来。她一出生就被发现携带艾滋病病毒，她的母亲是个看门人，父亲是卡车司机，他们都不知道自已感染了艾滋病。波依现在跟着神父乔·迈尔。33年前，这名天主教牧师在他只有45张床位的救济所里收容一些病重或快死了的艾滋病患者。一座新的纳容有150张床位的救济所正在建设中，乔的95%的资金来自私人捐赠。

“拥有30亿人口的亚洲大陆正在变得越来越性感。”《时代》(亚洲版)评价说。性，显然不仅仅是旅游产品与外汇来源。“我在20岁时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曼谷一名单身女性回忆，“但我现在回到自已家乡时，我发现那里的女孩子15到16岁就已经有了性关系。过去，人们都会想，性是件很重要的事，但现在她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为了娱乐。”

《时代》周刊在一份关于亚洲人性行为的调查中描述说：泰国有37%男性和34%的女性喜欢被强迫享受性生活。新加坡的女性开始性行为比其他亚洲地区的女性要早得多。包括菲律宾在内，处女在亚洲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种类。但是菲律宾有78%的男人称，他们要娶处女回家。在金边，长及足踝的布裙(马来群岛土人所穿的围裙)也变得越来越薄，当地性教育者说，中学里有50%的男生都与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常常在计时旅馆里花1美元过1小时。在香港有名的彩虹吧，一些男同性恋者公开找朋友，他们通过喝饮料的杯子底下的垫子的不同颜色来找他们所需要的类型。红色代表圆脸、敦实、个子不高，绿色表示与此相反。蓝色则代表什么类型都可以。

-性的结果并非只是娱乐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性旅游团的路线扩展到东南亚。当时掌管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大力推行国际旅游业，在马尼拉的艾尔米达区建造了奢华的五星级饭店，马尼拉的色情业由此繁荣起来。事实上，在菲律宾，当年只要是外国人高度集中的地方，色情服务就会盛行。在安吉利斯城美国军事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1991年正式关闭)和奥兰加坡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一排“俱乐部”里，每天大约有6500名美国军人和文职官员经常去奥兰加坡做“休闲”。奥兰加坡服务员的月薪一般在500至600比索(70至84美元)之间。有些女孩十三四岁就开始通过俱乐部主人和经理的安排进行色情服务。

在很久以前，这类日本旅行者最初的目的地是台湾地区，随后目的地变为韩国。在当时每年涌入汉城的近50万名日本游客中，有95%是男性。当时在一本日本杂志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广告：“只有两种人不和韩国女人睡觉：没钱的和那些身体某部位有问题的人。”

就在几年以前，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日本旅游者还只习惯于在帕特蓬大街消磨夜晚。如今那里的go-go酒吧中塞满的是西方游客。塔尼亚大街逐渐在日本人当中风行是因为这里适应那些不习惯嘈杂的音乐与裸体舞的日本人的需要。这里的日本人显然不喜欢和西方人混在一起。日本人通常都结团旅游，而他们的旅行社会特别安排他们在饭店的房间里接待姑娘。

“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的姑娘既漂亮又驯服……”“这里的姑娘远比日本的便宜：她们很穷，所以她们需要顾客，不是吗？”“害怕艾滋病？不。我用不止一个避孕套。”“我不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我是在对泰国的经济做贡献。”这是日本男性反对亚洲嫖娼组织2000年在曼谷的塔尼亚大街上采访一些日本人得到的回答。塔尼亚大街是曼谷著名的一条只供日本人“享乐”的大街。200米长的狭窄街道两侧并排挤着超过100家休闲室、卡拉ok厅与日本餐馆。每天有上百名日本旅游者或商人在这里与衣着华丽、只会说几句日文的泰国女服务员一起享受夜生活。

目前约有70万名女性在曼谷的按摩院、茶馆、夜总会、妓院和迪斯科餐舞厅里就业。一家荷兰旅行社是这样介绍泰国的：“泰国到处充满刺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国家里什么都可以干，特别是与女孩子有关的事。然而，初到泰国的游客要找到能享受前所未知的乐趣的地方可能会有问题，以至于不得不向饭店前台服务员打听哪儿能找到漂亮姑娘，这是件很麻烦的事。罗西旅行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各种奇妙乐趣都将包括在总费用里……”具体程序是：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登上包租飞机到曼谷，在曼谷每晚花25荷兰盾(12.5美元)就可以享受一次服务，一个星期的服务的价格是100荷兰盾。另一方面，这里的“姑娘”每月的收入只有80荷兰盾左右，而且其中有70%的人患有性传播疾病。飞回荷兰的飞机后来得到了“淋病特快号”的绰号。

旅游业是第三世界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有些情况下，这一收入可能占到该国外汇收入的第三位或第四位。旅游业的一个强大驱动力便是当地女性。她们或者公开做妓女，或者担任服务员、按摩或服侍洗澡的女郎、色情表演的演员或者在俱乐部中充当女主持和女招待。亚洲与色情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休闲”业务的发源地大部分是在当地的美军驻地周围。

在美国，色情业是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产业。这正是为什么许多官员在本应劝阻人们远离这一行业时却顾左右而言他的原因。他们觉得这能吸引游客口袋里的美元，而这些美元是许多国家需要的。美国《暴力犯罪控制法》明确规定：故意与未成年人实施性行为违法，可被判处最高达10年的监禁。但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内还从未对性旅游中比比皆是的案例进行过追究，因为那毕竟发生在亚洲。

目前在美国有超过25家旅行社提供这种旅游项目。这些旅游社的总部分布在从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海滩一直到加利福尼亚的凡吐拉的许多城市。为了招揽生意，许多指导出国度假的小册子中都写着：“受够了那些美国母狗吗？她们从不陪你度过白天。她们只关心你的银行账户。在亚洲，你会遇到尊敬并崇拜你的女孩。”

一次典型的自美国出发的性旅游的程序通常是这样的：有一辆大客车或是小汽车在机场等候旅客。车子把旅客送到big aplle的代表处，由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带领游客挑选他在当地驻留期间的“旅伴”。一旦“旅伴”选定，工作人员会同姑娘的“妈妈桑”或是男性老板商议游客在这段时间里应该支付的费用。第一晚过后，“妈妈桑”会来调查游客是否满意。如果游客不满意，他有权力再挑选一个新“旅伴”。

“真女孩、真性、真便宜(real sex with real girls, all for real cheap)。”这是吸引美国顾客的典型标语。big apple oriental tours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旅行社，负责的业务之一就是安排前往亚洲的性旅游。他们在广告中称：只要支付2195美元，他们可以提供前往菲律宾的双飞12天旅游。包括在这个价格中的服务是：可以挑选一名“度假”旅伴。在真正动身之前，旅行社给顾客提供一盘供挑选用的录像带。录像带的内容包括前一名游客的经历甚或是一场热带式的**。

-外国客人与亚洲供给

(正文)

在北京金岛外交公寓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傅爱民面对这两种选择，眼睛直视记者，“什么选择更现实？”这位法国人憋红了脖子，然后像爆发一般，“亚洲、中国，如果不采取更现实策略，艾滋病人与感染者将会2—4—8—16—32……呈级数跳升！”他的两只胳膊有节奏奋力地向外张开，直到无法张得更开——“这太可怕了！”他说。

《正视艾滋病》里描述说：(对待艾滋病的)公共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靠降低安全行为的“成本”(如优惠提供各种信息、避孕套及清洁的注射器具等)来直接影响个人的高危行为；另一是靠提高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成本”(如限制卖淫或注射毒品行为等)来完成影响。后一种方案更容易被亚洲国家所选择。

“性传播常常被亚洲各国官方所忽视。”联合国艾滋署常务董事彼德·皮奥特在国际监督艾滋病网络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说。米诺(minon)与茨维伯(zwiebel)在一份提交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分析说，“(亚洲)试图在性工作者、注射毒品者和其他具有高危行为的人中间促进安全行为的方案，在政治上可能不受欢迎。(因为)人们会把它当作是对卖淫或吸毒的容忍。”

亚洲有世界三大毒品基地中的两个——金三角与金新月，目前经常被艾滋病专家引用的新闻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为期4天的会议上呼吁越南对“性产业”采取更容忍的态度同时，越南又开始了一轮对色情行业的打击。而印度1999年即有31万人死于艾滋病，成为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紧随其后)。亚太艾滋病大会的报告说：“(亚洲)目前已有7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已成为高发区。”

由世界银行制作的《正视艾滋病》权威报告里说，“全世界约有3/4的艾滋病毒传播是通过性交进行的；而其中又约有3/4是通过异性性交传播，1/4通过男子之间的性关系传播。”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亚洲、中国不可能例外。”

10月10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艾滋病国际大会(icaap)结束。这次主题为“消除障碍”的大会最有价值的收获是：第一次提出了“桥梁人群”为感染因素的概念——这一人群既进行无偿或有偿的同性恋，也进行付钱的异性交易。

(导语)

实习记者 雷静 汪建华

记者 王星李菁

主笔 李鸿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