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陆天明，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反腐”力作。陆天明，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从不谈家人到陆川的《可可西里》

冬日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身上，坐在陆天明家的客厅里享受温暖的阳光和淡淡的清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虽然笔走龙蛇写的是当今社会的热点、焦点话题，为大众所关注，但是生活中的陆天明是一个深居简出、远离炒作、不喜张扬的人。沪上著名女作家陆星儿，是陆天明的小妹。继《可可西里》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后又以此片抱得“金马”归的电影导演新锐——陆川，是陆天明的长子。陆天明很少、甚至是刻意回避在媒体面前谈及自己的妹妹、评价自己的儿子，“作家、艺术家只能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因此，陆川在而立之年拿出《寻枪》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时，陆天明和家里人达成一个共识：不在媒体面前评说陆川和他的作品，让他自己走自己的路。

“听说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称赞《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一场革命。看完这部影片，您的感受如何？”昨晚刚刚和朋友们一起重温了这部影片，至今思绪和情感还“跋涉”在可可西里的我，情不自禁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看完后，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陆川和他摄制组的成员们用他们那些年轻的心，向这个世界表达了一种真正的关怀。年轻人不再只是关心自己那个小小的自我。这件事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对我们整个的生活和事业都太重要了。大家看《可可西里》受震动，说明心里有这种需要，多年来少有人拨动这根精神的弦，少有人表现这种挣扎和努力。我不是以一个父亲而是以普通观众的身份说话。《可可西里》有文本以外的意义。我们今天该怎么做人，该怎么构建我们的人文精神？不仅仅是陆川，他们摄制组的一帮年轻人在做这种事情，不仅让一个父亲很欣慰，让每个对中国的未来忧虑和有责任感的人都很欣慰。”提到《可可西里》，陆天明的语调里有着难以抑制的激动。

“有评价说，陆川就出生在新疆，他有着很深的西部情结，在《可可西里》这部影片里也流露出他对于西部的肯定，表现了藏族汉子骨子里的阳刚之美。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这部影片从立意上不局限于关注少数人很狭隘的情感和欲望，它所表达的是整个人类面对自然的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欲望，充分显示出人性中阳刚的一面。这也是我多年为之困惑的地方，许多人误以为阴暗、卑鄙、自私、儿女情长才是人性，而忽视了光明、坚强、执著、刚毅同样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可可西里》触动了我们心中久违的壮阔之感，巡山的人、闯荡上海从零开始的外地学生、打工青年的身上都有这种坚守精神，这也是人性中壮美的一面。能够从青年们身上发现这种壮美，让我觉得尤为欣喜。”

读书识得人与动物的区别

还是这个陆天明，从不标榜什么“铁肩担道义”的作家责任感与使命感，但是在其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宏大叙事与理想主义的影子。素来不以兄妹作家在文坛彼此呼应的他们，只有在陆星儿临去世之前在病榻上与陈思和共话文学的时候，才做一简短介绍：“对于我来说，人不能为活而活。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我五岁时父亲病故，一直由母亲抚养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陆天明大我六岁，小时候是上海市少年宫文学小组的成员，插队落户去过安徽，后来又到新疆。我在黑龙江时，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我受哥哥的影响很深，我很尊敬他，长兄如父嘛！”

而已过花甲之年的陆天明，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还是“人要学会吃苦，要做自己良心的守望者”。陆天明说：“有两本小说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们那个时代，苏俄文学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绝对地为了老百姓，热血澎湃地走向底层、走向民间。还有一部美国小说，麦尔维尔的《白鲸》，它那种粗犷的坚毅的强大的对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人性表现，浪漫主义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包括我很多小说写得激情澎湃，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给我们讲讲您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吧。”

说起读书的事情，陆天明的兴致很高，他说：“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患肺结核在家养病。那时我家生活十分困难，兄妹四人全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我上午到街道团委去工作，每月可以得到十来元的津贴，贴补家用。我下午便躲到上海市图书馆去读书，从下午开馆读起，一直读到晚上闭馆，持续了大半年。我把当时所能找到的俄罗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读了一个遍。这些作品里洋溢着的深刻而丰富的人道、人文精神，使我大为振作。当然，要让今天的孩子耐下心来再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里或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障碍。但我还是希望等他们稍稍再长大一点，对人生和社会有了一点责任意识后，能抽空读上几本。这里绝对有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美好、最动人、最闪光同时又是最苦难和最艰涩的一些东西。”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对于您来说，读书的收获是什么？”

“读书和做人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没有捷径。所谓天道酬勤，当然也得讲究方法。但不管怎么个讲究法，我总觉得，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勤’字。只有在勤读、苦读中，你才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窍门’。做读书笔记很重要，每过一段时间，便重读一下自己的笔记，其效果会事半功倍。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通过读书，我终于明白我是一个人。我活这一辈子，必须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和民众负责，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责任。否则，我就只是一个‘动物’而已。”

无论实行何种教育爱是基础

陆天明的家是当之无愧的文艺之家，长子陆川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次子陆丁研修西方哲学，夫人也曾经从事文艺工作，“所以，在我们家谁要写了什么东西，经常会在家里开个全体工作会议来讨论各自的作品。说到影响，一家人哪能一点没有？但影响是相互的。我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父母会给孩子们一些影响，反过来，孩子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影响。他们的观念比较新，读新的作品多。陆川就会给我们谈谈西方电影，新的电影观念。”

“陆川如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陆丁14岁就上大学，25岁就拿到北大哲学系的博士学位。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普遍希望，那么陆天明是怎么样把希望变成现实的呢？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兴趣点不一样，各代人都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对孩子的教育是让他们的成长顺其自然，既严厉又宽松。就是在大原则上要严厉，在天性的发展上要宽松。打基础的时候要严厉，走自己的路时要宽松。其实，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解决‘做人’的问题，要教会、引导他们首先成人，成为一个有责任感、于国于家于民有益的人。”

“记得我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在写作文。爸爸问我写什么呢？我说写我的理想。爸爸又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想当作家。爸爸立即显得十分兴奋，说，‘好啊好啊，我的儿子都想当作家了’。两年后，他病逝了。他这一声‘好啊好啊’，成了留给我一生唯一的财富，唯一的激励。后来我才知道，他少年时也想当作家，但生活迫使他不得不另择志向。于是我告诉自己，必须苦读苦写，因为我在完成我们家两代男人的一个共同理想。那时候，我的父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教育我的问题，就如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所表现的那样，社会这所大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的东西。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必须是用爱来构建的，只要对于你所要教育或者说是帮助的对象充满爱，那么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半。因为他会感知到你的爱、你的付出、你的期望，相信他会给你以爱的回报。”本报记者  海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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