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站出来反对寄宿儿童了。”儿童咨询专家赵远虹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幼教百年纪念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朱家雄所长坚决反对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幼儿园，认为“寄宿”幼儿园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做医生的刘女士坚决不把二女儿送去寄宿，“送去寄宿，你原以为可以省事，结果更麻烦。”刘女士的大女儿两岁零六个月就被送去“全托”，一直到小学毕业，而且上的是精心挑选的寄宿学校。现在刘女士一谈到“寄宿”就后悔不已。“很多人因为没有对比，感觉不到寄宿的问题”。

刘女士说，“论先天条件，老大比小的要好得多。怀老二时我还喝了酒，而且又是高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老大寄宿后，她一个月、半个月就生一次病，身体全垮了。”刘女士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个别情况，在老大班里，上寄宿的孩子普遍身体不好，而且个子矮。“相比而言，老大小时候的独立能力比妹妹强，智商也还行，但她就是只管自己那摊事，好像是个局外人。而且两个孩子的性格大不一样。我们都是同样的教育，但小的非常灵动，也会疼人，家里什么事都喜欢参与，但老大就显得木然多了，也缺乏和家里的互动，你关心不关心她好像都无所谓”。

孩子小的时候是非常需要身体接触的，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都非常重要，但刘女士说，自己的大女儿根本不需要亲密接触。你想抱抱她，她甚至闪到一边，还问“你干什么”。

有的父母对孩子上寄宿制幼儿园很满意，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很乖巧，学会了自立，平时上床睡觉都不用父母管。有的父母还到处夸耀自己孩子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给妈妈端杯水，很懂事。

北京大学儿童心理博士易春丽尖锐地指出，这有可能是一种假象，是幼儿园老师要求的，孩子好像是在完成任务。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这么小的孩子就不需要和父母的交流互动，不需要在睡觉前听妈妈讲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易春丽看来，过早将孩子送去“寄宿”是非常残酷的，孩子年龄越小所受的伤害会越大。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易春丽毫不客气地将寄宿制幼儿园斥之为“高级的孤儿院”，她说，“在这里，孩子的物质需求不缺乏，但情感的需求是缺乏的，幼儿园的老师再好，也不能替代父母，因为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感受不一样。父母两人照看一个孩子与一个老师照看多个孩子，其情感的投入也不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铲除’这样的词对待‘寄宿幼儿园’也许都不过份。”赵远虹说，很多家长并没有看到“寄宿”将有可能给孩子带来的心灵上的伤害，还自认为“寄宿”对孩子有利，甚至是最好的方式。问到这些家长原因时，大都以“全托”能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尽早适应集体生活为理由。殊不知，家庭最大的作用是给孩子“根”的概念，如果“根”的概念形不成，孩子的所属感就很淡漠，同时极易误认为被父母抛弃。

赵远虹说，孩子在婴幼儿年阶段(0岁至3岁)应以专人照顾为益，因为每个孩子身体发育的速度不尽相同。比如肠胃的发育，有的三餐饭过多，有的又太少，掌握对大小便的控制也不是依赖大人的意愿，而取决于孩子内在的生理发育基因。有的父母只注意幼儿园的硬件设备的优劣，全然不顾这种全天候幼儿园有可能给孩子造成的情感发育遗憾。这种遗憾一旦形成，首先表现在对家庭成员的冷漠，对社会理解的模式化和单一化。

“如同自然界中春播秋收的四季，与孩子建立一种亲密关系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最佳时间一旦错过，终生难补。当孩子一旦与其他教育者建立依恋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即刻被淡化。”

“还有的父母对自己教育孩子没有信心，图方便将孩子‘推’给别人。尽管家长也许可以选择学校，但不能选择照看者，甚至不知道照看者的教育背景、性格特点和自身情绪掌控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会时刻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此外，孩子在幼儿园一个星期5天，由于受语言表达能力的局限性，到了周末往往不会主动向家长讲述一周内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天天与父母有交流的孩子才能得到及时的交流和指点。”赵远虹说，做父母的责任是养和育，不能仅仅把为子女出钱就看作是教育的全部。

在幼儿园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中间一层，他们大多数既不属于班上最漂亮的，也不属于最出众或者最调皮的一类，他们习惯准时吃饭睡觉，守纪律。有一个寄宿幼儿园的女老师说，有的孩子在幼儿园三年中没跟老师讲过一次话，因为随大流而无人重视。刻板的一维生活缺乏刺激，远离现实生活，使得“寄宿”孩子思维简单，比同龄日托的孩子见识面窄。

赵远虹在武汉幼儿园的调查中发现，上寄宿的孩子在口语中常使用文字语言，尤其在回答大人的问题时常有迎合的心理，这与长期得不到充分重视、心理失衡有关。

易春丽认为，很早就上全托的孩子与父母的依恋关系非常差，会给孩子造成长久的伤害，比如，孩子在长大后，可能会比较冷漠，不会人际交往，对别人无法信任等等。

在咨询中，易春丽发现，上“寄宿”、长久与父母分离的孩子，常常会出现两种状态，一种是抑郁型，孩子看起来很听话，但没有自己的思想。易春丽特别强调这种情况很容易被父母忽视，因而对孩子的成长也最危险。另一种是恐惧，没有安全感，孩子常常处于焦虑的状态，特别胆小，总是紧贴着父母，害怕和父母分离。一位寄宿小孩的父母在幼儿园发现孩子的这种症状后，以为是幼儿园虐待过孩子，将孩子领了回来。易春丽说，实际上家长并没有意识到寄宿本身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将孩子送到寄宿制幼儿园，父母是省事了，但也会丧失很多东西，比如和孩子接触的机会，学会真正做父母的机会。”易春丽说，父母忙只是借口，应该承担做父母的责任。对于那些实在要将孩子送到寄宿制幼儿园的父母，她建议，要特别留心孩子的情绪是否受到影响，有没有大的变化，是不是原来很活泼，突然变得不爱动了，这时父母应该尽快带孩子进行咨询。

据赵远虹了解，在德国，乃至欧洲，根本没有中国目前这种意义上的寄宿幼儿园和小学。德国现有的幼儿园大部分也是半天制，最长的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在美国只有几种专门为特殊职业人员服务的寄宿幼儿园，如值夜班的医生护士。按国际惯例，即便是寄宿大都从中学开始。

“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间不是太短，而是太长了。”赵远虹认为幼儿一天参加4—8小时的社会活动完全足够了。

在日本，幼教问题是全社会的重大事情。幼儿园里发生的事通常放在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幼儿园老师的地位也相当高，他们的薪水与大学留校的助教不相上下。可以说，目前幼儿教育的质量决定着全社会20年后人的素质的高低。

在赵远虹看来，如果父母非要选择寄宿，那么非常关键的要素是看孩子有没有单独和老师交流的机会，幼儿园或者学校是否创造了一些类似家庭的氛围，孩子是否允许携带自己的玩具和私人用品等等。孩子的依恋物是他在集体生活中感到恐惧或者因分离焦虑时依托的一种安抚品，能起到缓解情绪度过危机的作用。有的幼儿园为了避免孩子想家，不许挂父母的照片，不让从家里带自己的东西，人为地想让孩子淡忘家庭，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

咨询中，赵远虹发现，不少五六十岁的老寄宿学校的人，直到今天仍普遍地感到家庭生活繁琐复杂，难以适应。

“寄宿制在前苏联、前东德、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较为普遍。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解放妇女，让她们参加到革命和工作中去。中国50、60年代不少寄宿幼儿园和学校，大部分是为当时的干部子弟办的。这些家庭的孩子几乎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成长，极度缺乏社会知识，尤其是家庭观念和情感知识方面。”赵远虹特别指出，许多幼教问题不仅需要教育学家重新认识和反思，更需要整个社会参与。比如国际上普遍认同的，0岁到3岁的幼儿需要母亲在家带养，而在中国如何实现，中国妇女能否为了孩子再回到家庭中去，妇女的位置又如何定位和评价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各方人士关注和解决。(本报记者:陈迎炜、实习生、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