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技术方法的进步和新的学说和理论的问世，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间的关系探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神经免疫内分泌学渐趋成形，这主要基于下述事实：①众多的神经递质、神经肽及激素于在体和离体条件下可影响免疫细胞及免疫应答的各环节；②免疫细胞膜上及胞内有多种神经递质、神经肽或激素的受体的表达；③免疫细胞可合成某些神经肽或激素；④神经细胞及内分泌细胞均可合成及分泌免疫分子（如细胞因子等），且细胞因子对内分泌影响亦极为广泛；⑤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间存在双向往返的反馈联系；⑥许多临床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围绕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间交互影响，还有众多名词术语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反映，如神经免疫学（neuroimmunology）,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行为免疫学（behavioral immunology）,免疫精神病学（immunopsychiatry），神经免疫发生（neuroimmunogenesis）,神经免疫调节（neuroimmunomodulation）等，Blalock提出的“神经免疫内分泌学”，因精神心理活动是神经系统的高级主功能，精神疾患的发生有深刻的神经内分泌基础，且以上各术语的共同基础是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即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immunoendocrine network）。
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在信息分子和细胞表面标志、信息储存和记忆、周期性变化、正负反馈调节性机制，以及与性别和衰老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系统各自内部均存在正负反馈性调节机制，由此各系统的功能活动更趋协调、准确而精细。在病理条件下，某些反馈机制可引起机体较严重的损伤，如超敏反应、肿瘤，等等。
1936年，Selye分析了一系列伤害性刺激对机体的影响，发现诸如缺氧、冷冻、感染、失血、中毒和情绪紧张等均可引起肾上腺皮质肥大，胸腺萎缩，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减少等变化，他将这群征候称为“应激”（stress），并确定这些变化系由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过多所致，由此证明了内分泌系统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嗣后，不断有报道描述神经精神因素及内分泌因素对免疫功能、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的影响。
受巴甫洛夫学说的影响，Metalnikov等于1924年证明，经典式条件反射可改变免疫反应，说明免疫系统亦接受神经系统高级中枢的有力影响。这一事实得到反复证实，并已成为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重要研究领域。
人类有关神经系统和或内分泌系统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感性认识由来已久。古希腊医生Galen曾注意到忧郁的妇女较乐观的女性易罹患癌症。祖国医学对七情（喜、怒、衷、思、悲、恐、惊）致病也早有直觉和经验性的描述，提示情绪因素至少可部分地影响机体的抗病能力特别是免疫力，从而加速或延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西方医学的许多早期观察均说明应激性刺激可导致疾病或促进发病。
从分布和作用途径及范围来看，三大系统在体内均系广泛分布，但神经系统有以突触为中介的结构连续性，并可借其分枝支配各种组织和器官，包括内分泌组织和细胞，长期认为垂体前叶无直接神经支配的观点目前已被****。免疫组织亦是如此，甚至小肠壁集合淋巴小结也发现有神经末梢分布。所以，广义上讲，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可视为反射弧的传出环节。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主要由神经纤维上的动作电位及化学性和电突触来实现，而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信息传递更多是由体液运输完成的，后者还依赖于免疫细胞的循环而行使其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Blalock还将免疫细胞的经体液转送称为“流动的脑”。近年有人系统地研究了白细胞胞膜上的离子通道和电活动，这较好地体现了神经元、内分泌细胞与免疫细胞间的相似性。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人体内环境调节中心高等动物的机体是由诸多系统的有机组合而成的结构和功能性整体。这些系统可粗略分为二类：一类主要执行着机体的营养、代谢及生死等基本生功能，包括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及泌尿生殖等系统；而广泛分布的神经、免疫及内分泌三大系统则起着调节上述各系统的活动，参与机体防御及控制机体的生长和发育等重要作用，从而构成另一类枢纽性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