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医费振钟

    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日本民间歌谣《桔梗谣》，查了手头上的几本书，但没有能够找到出处。歌谣的词句，现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大概总是与采桔梗有关。在日本乡村，新鲜的桔梗叶，采来后做成汤吃，似乎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习惯，不知道现在是否古风犹存。中国人吃桔梗，见于记录的最早在陶弘景《名医别录》中。桔梗有甜、苦两种，能够作吃食的当是甜桔梗。春天二三月，桔梗的新苗长出来了，女人、孩子采回来煮作羹汤。自唐代以后，日本人从中国学去了不少东西，他们有不少生活习俗来自中国，采食桔梗也可能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桔梗又是一味常用的药草，可以除风热、清利头目，又能治口舌生疮、目赤肿痛。虽然医家用它的根入药，但苗叶也能起到一定的药物作用，所以民间采食桔梗，也有防治日常疾病保健身体的意思。《桔梗谣》是日本民间喜爱的古老歌谣，这不单单由于音乐方面的缘故，可以想见桔梗在日本民间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歌之讴之，流传不息。

    偶然想起《桔梗谣》，是因为中医与日本汉医的关系。日本先前出版过一套《皇汉医学丛书》，一方面看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梳理日本汉医与中国古典医学之关系的意思。公元6世纪，中国医学随着文化输出传至日本，到明治维新，长达一千二百多年，日本医学是在全盘学习和吸收古典中医思想和方法中保持了与中国医学的一致性。与日本崇尚来自中国的经史子集为汉学一样，他们把在日本本土扎下根来的中医称为汉医，医药方剂称为汉药。日本学者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他们学习的对象，抱着绝对的虚心，并不惜花最大精力揣摩研习，所以日本人之于汉学，不只是一般了解，而是往往达到很高境界，对于汉医与汉药亦如此，精研者代不乏人，说他们在医学思想与方法上能够直追中国历代医家，也不算过分吧。

    但是也应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医学的理解，总还是带着一种异域文化的特征的，就如同日本汉诗诗人做出来的诗，与中国诗人的诗比较，尽管遣辞用句以及意境上极其相似，但他们的诗学观点还是颇有异趣之处。对待来自中国的医学，日本人既崇尚，同时也会用自己的眼光尺度加以考究，从而在汉医体系中注入他们的思想。这里我没有能力对日本汉医进行细致详尽的分析，仅仅就《皇汉医学丛书》中的一本，即吉益东洞氏编著的《古书医言》，谈谈日本医人是怎样站在汉医与中国医学同一性立场上，反思中国医学传统的。

    《古书医言》并非医书，它只是与医学有关的书。薄薄一册，但采撷了中国从周朝到汉朝诸种典籍中谈论医学的重要观点，如《周易》、《礼记》，尤以诸子为多。编者吉益东洞氏是一个熟读经典、精于汉学的人，他在每节摘录的后面，加上自己的评点，阐明他对于中国医学的见解，往往要语不繁。也就是从这些评语中，我们可以一窥日本人在学习和接受中国古典医学上的标准和特点。首先为什么吉益东洞氏只取汉代以前各家之说呢?从他的评点中看，似非仅仅在一个“古”字上划出界限，而是认为两汉之前的中国医学是医之正道，两汉以后，道家之论占据了医学，医道因此日渐淹没，为了正本清源，所以需要从两汉前论医的学说中，理清医学中真正重要的思想方法，给医道一个明白的交代。所以他这样说：

    余尝继父祖之业，既欲行之，无规矩准绳，以臆传之，固不可为，于是乎广寻医之可以为规矩准绳者矣。而汉以降，疾医之道熄而不炳，阴阳之医隆而不息。夫阴阳医者，以五行为医之规矩准绳，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盖阴阳五行者，造化之事，而非人事也，何以为是为人之疾病之法则哉。呜呼，甚矣吾之愚，世咸为之，我独不能，惟茫茫然如望大洋，无奈之何。已而奋发曰，书不言乎，学于古训有获?于是乎，涉猎汉以上之书，至《吕氏春秋》“尽数”、“郁达”二篇，拍节仰天而叹曰，嗟!圣人之言，信而有征，是治病之大本，良又万病为一毒之枢机也。

    吉益东洞氏对传入日本的汉医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其实又因于中国医学传统本身对于医道的遮蔽。于是，吉益东洞便希望从中国医学发轫之初，去寻找医之正确的规矩准绳。以他的眼力所见，汉之前的医学建立在对疾病发于毒的朴素认识上，因此凡是有违于这一认识的观点，即使是经典话语，他也敢于怀疑、大胆辩驳。他引申《尚书》、《周礼》等文献，坚持把死生与疾病看作绝不可混同的两回事，“死生者天之主也，疾病者医之主也”，“造化不混于人事，万病惟为一毒”，知死生是空言虚道，不能救疾病，不属医道，医道在于“但视毒之所在而治”，否则即非本职，“圣人不为”。

    问题恰恰就在中国医学总是把这两者混同一理，纠缠错结，致使医学误入歧途。有鉴于此，吉益东洞每见到谈阴阳、谈神气、谈天地造化、谈五行变易的话，总是大声提醒道：“此道家之论，疾医不为!”吉益东洞氏对道家之学抱着拒斥的态度，在他看来医道不明，就是由于道家那一套理论的遮蔽所造成的结果。道家把中国古老而朴素的疾医变成了只会推论却不能治疾的阴阳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汉代以后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日本汉医无疑属于汉代以后阴阳医的传统，其对于中国古典医学的真义却不甚了了，难怪连出身医学世家的吉益东洞，在医道问题上始终心存疑惑，感到茫然无路。现在他通过对“古训”的重新梳理和解释，终于恍然大悟，回到疾医，也就是回到治病以毒的医学本质，这才是吉益东洞寻求的正确途径，有了这条途径，一切就都变得简单易行了。

    在吉益东洞氏的心目中，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之“疾医之道”的，只一个人，即先秦时期的扁鹊。扁鹊之外，连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也不足称道，因为张仲景的医学已经掺入了阴阳道家在内，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疾医。“扁鹊者疾医也”，“不待切脉言病之所在”，吉益东洞在他有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三段读解文字里，非常赞赏太史公这句谨记事实的话，以为它客观地保存了扁鹊的疾医本色，使后人据此得以知晓扁鹊的真面目和真意义。吉益东洞氏毫不掩饰自己对疾医扁鹊重新发现的自得，他相信自己从扁鹊那儿看到了医道“至矣尽矣”的最高法则，至于扁鹊之后的医学，那就只能让他感到悲观失望了。作为疾医路线的正确代表，吉益东洞极力通过对扁鹊的发现和阐释，确认他的“惟毒论”。至此，我应该指出，这部《古书医言》，其实没有第二个主题，它惟一要讲的就是一个“毒”字。吉益东洞氏并不随便乱摘乱引，有关典籍文献里那些看上去驳杂的片言只语，经过他的梳理和连缀，就都围绕着“毒”字展开的。这是著者的用心之处，也是这本书试图“颠覆”中国医学传统，进而改写日本汉医的本意所在。

    从人类生活的本源，看毒对于医学的意义，这一点吉益东洞氏很容易就根据先秦典籍得出了他需要的结论。不过重要问题则在于，自先秦医学发轫于对毒的认识和使用以后，中国医学在什么时候又放弃了这个医学的基点?显然，恰恰由于道家之论对于中国古典医学的遮蔽，才造成人们对于毒的历史遗忘。这一遗忘的事实，可以从后来把“毒药”改为“良药”的语词变化中得到证明。人们已经被道家的言说迷惑了，再也想不起来“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聚毒药以供医事”这些简明的古训。后世医家离开了“万病惟毒”的常识，更多地着迷于道家那些玄妙的理论，在吉益东洞看来，他们全变成了仓公淳于意、孙思邈一类人物。毒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初面对的东西，也是人类能够直接理解和把握的东西，毒给人类身体带来了疾病，人们对它十分畏怕，但是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又找到了用毒来克制毒，驱除疾病保全身体的方法。后世之人却失去了先民们的那份明智，不但不知毒的危害，亦不知使用毒的原则，居然把毒当作保养补益的良药，拿它求取长生不老、得道升仙，如此岂非极大的愚昧吗?作为一个执着地把毒看作医学发生和发展惟一依据的学者，吉益东洞以此断定中国医学走向穷途，就在于五石汤之类一出，服食家便起而代替了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辈，妄尊信之混于医，从此而后，正去邪来，论高术卑，医道绝灭，二千有余年于此”。说到这里?他真有点义形于色了。也许吉益东洞确实击中了汉代以后中国医学的要害，无论他怎样把毒视为医学至道而出语偏颇，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观点有一种归真返璞的价值。

    然而要是我们以为吉益东洞回到“古训”，大讲“惟毒论”，完全是出于医学上的复古要求，可能就会误解他了。其实对吉益东洞氏来说，他是站在日本一向崇奉的汉医向西方现代医学捩转之际，试图找到一个连接点，以挽救汉医的没落。而这个连接点，好像就是毒的理论。谁都知道西方医学从来没有阴阳之类的玄学，它的基本医理都在所谓细菌、病毒的科学化验和分析上，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先秦时的毒了，而治病则更是使用毒药，正符合中医“以毒攻毒”的古典法则。我想日本汉医为什么能够在明治维新以后那样迅速转轨，走上现代医学之路，或许正与吉益东洞氏一班医家找到了医学古今中外的思想连接点有关。如此一想，我们就更能体会吉益东洞著述《古书医言》的现代立场了。

    再回到《桔梗谣》，民间之食用桔梗，溯其渊源，表明了人民是非常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医学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桔梗，毒药，但可以驱热毒，知道这一点，足以为医，足以言医学。就像我们从《诗经》中看到的那些采药的先民们一样，疾医就是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