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农业为主体的民族，生活在长江以南温带亚热带气候湿润的山区，这些地方药物资源十分丰富。苗族应用药物的历史悠久，历代本草书均有很多记载。

    从历代医籍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对药物命名的痕迹。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用来治病的“答”，这个“答”，汉语无法解释，而苗语却很了然，现在苗语仍称豆为“答”，可见“答”是豆类植物，是汉语记音词。据新近的统计，《湖南农村常用中草药手册》中，中草药借用苗语记音的药物，药名直译(记音)的占有30%左右，苗名意译的占40%，这说明苗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苗族地区盛产药物，是历代地方官上贡朝庭的主要贡品。《宋史·蛮夷列传》载：“咸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干两来献。上溪州刺史彭文庆来贡水银、黄蜡；”“咸平五年，汉硗(西南夷王龙汉晓)又牙校率部蛮干六百人，马四百六十匹并药物布帛等来贡。”历代本草如《本草纲目》菖蒲条引宋代苏颂的记载说：“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行，以治卒患心痛，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干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这段记载说明了苗族用菖蒲治病的情况，也说明了产地与药品质量的关系。《滇南本草》(于怀清本)有灯盏花主治“左瘫右痪，风湿疼痛”的记载，是据云南邱北县苗医的经验收载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药，如白及条有“白及根苗妇取以浣衣，甚洁白，白及为补肺要药”舶记载。

    改土归流后，苗族的药物得到较大的发展，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这是由于对药物需要的增加，使得药市得以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常德转销武汉等地，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如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据《关岭县志》记载商品类药物已达200余种，其境内的关索、坡贡、永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场期药市”，许多苗医一方面售药，一方面看病，还进行民族医药的交流。其他如黔东北的《松桃厅志》就记有苗药52种，湘西《凤凰厅志》也记有苗族常用药物100多种，并进入市场销售。苗药的药市，使种植生产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促进了苗药的发展。如湘西风凰县禾库村老苗医吴忠玉家药园有近200年的历史，贵州安龙县酒垤村老苗医杨明珍、熊德芬，关岭县老苗医杨少堂家都有祖传几代的药园。

    苗医药物品种繁多，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等1000多种。所用药物，疗效很高，且和中医有许多不同。“药色诡异，非方书所载，统称草药。”(光绪《凤凰通志·风俗》)有些药虽为中医本草书所载，运用也有很大不同，具有自己苗药的特点。

    苗医对药物应用的原则来源于生活的实践和几千年的用药经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苗药命名，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有的则根据药物的特殊功效……，总之，命名形象而具体，注意实际，易懂易记。苗医很重视药物的功效，为此还编出许多口诀，各地均有，生动易记。苗药在加工炮制及剂型方面，苗族医师除多数主张用生药外，还懂得将药物通过晒、炒、浸、酒制、醋制、茶制、尿渍等加工方法，使药物减低毒性，提高药性。在用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对症(病)下药”，以单验方治病为主。民间有“三千苗药，八百单方”之说，事实上不止如此，仅湘西一带，单方达1000多个。

    由于苗族历史上无文字，对其医药的发展，历代文献记载甚少，但经过近年的实际调查，发现了苗族医药历史悠久，特色鲜关岭、镇宁、紫云苗医外出行医时，除用草药外，还喜用耳针、硫黄针、糖药针、膏药外敷、放血、推擦、刮痧等外治法，广西融水苗医用药物煮沸淋洗治精神病、癫痫等，都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