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芪之补血者，岂古人非欤?古人未尝非也，第以血症不同，有顺有逆。顺则宜用血药以补血，逆则宜用气药以补血也。盖血症之逆者，非血逆而气逆也，气逆而后血逆耳。血逆而仍用血分之药，则气不顺而血愈逆矣，故必须补气以安血也。气逆则血逆，气安则血安，此不易之理也。凡血不宜上行，呕咯吐衄之血，皆逆也。血犹洪水，水逆则泛滥于天下，血逆则腾沸于上焦，徒治其血，又何易奏平成哉。故必用补气之药于补血之中，虽气生夫血，亦气行夫血也。此黄芪补血汤所以独胜于千古也。
    或问：黄芪以治气逆之血，发明独绝，然而亦有用四物汤、佛手散以止血而效者，又是何故?洵乎吾子之善问也。夫血逆亦有不同，有大逆，有小逆。大逆者，必须补气以止血；小逆者，亦可调血以归经。用四物汤、佛手散治血而血止者，血得补而归经也。盖血最难归经，何以四物、佛手偏能取效，正因其血逆之轻耳。逆轻者，气逆之小也；逆重者，气逆之大也。以四物汤、佛手散治血而血安，虽亦取效，终必得效之迟，不若补血汤治气而血止得效之捷也。

    或问：黄芪补气，初作胀满，而少顷安然者，何也?此气虚见补，反作不受也。黄芪补气之虚，而胃中之望补，更甚于别脏腑。黄芪一人胃中，惟恐有夺其补者，乃闭关而不肯吐，此胀满所由生也。治之法，用黄芪不可单用，增入归、芎、麦冬三味，使之分散于下之间，自无胀满之忧矣。故服黄芪胀满有二症，一不能受而一过于受也。过于受者，服下胀而少顷宽；不能受者，初胀轻而久反重。以此辨之最易别耳。

    或问：黄芪补气圣药，宜乎凡气虚者，俱可补之矣，何喘满之病反不用者?恐其助满而增胀也。先生既明阴阳之道，深知虚实之且，必有以教我也。曰：黄芪补气而不可治胀满者，非黄芪之故，不善用黄芪之故也。夫大喘大满，乃肾气欲绝，奔腾而上升，似乎气之有余，实是气之不足。古人用人参大剂治之者，以人参不能助胀而善能定喘耳，用之实宜。然天下贫人多而富人少，安得多备人参救急哉。古人所以用黄芪代之，而喘满增剧，遂不敢复用，且志之书曰：喘满者不可用黄芪。因自误而不敢误人也。谁知黄芪善用之以治喘满实神。铎受异人传，不敢隐也。黄芪用防风之汁炒而用之，再不增胀增满，但制之实有法。

    防风用少，则力薄不能制黄芪，用多则味厚，又嫌过制黄芪，不惟不能补气，反有散气之忧。大约黄芪用一斤，用防风一两。

    先将防风用水十碗煎数沸，漉去防风之渣，泡黄芪二刻，湿透，以火炒之干。再泡透，又炒干，以汁干为度。再用北五味三钱。煎汤一大碗，又泡半干半湿，复炒之，火焙干，得地气，然后用之。凡人参该用一两者，黄芪亦用一两。定喘如神，而又不增添胀满，至妙之法，亦至便之法也。凡用黄芪，俱宜如此制之。

    虽古人用黄芪加入防风，治病亦能得效，然其性尚未制伏，终有跳梁之虞，不若先制之为宜，彼此畏忌而成功更神，又何喘病之不可哉。

    或疑黄芪得防风其功更大，用黄芪加入防风足矣，而必先制而后用，毋乃太好奇乎?不知用黄芪而加防风，则防风之性与黄芪尚有彼此之分，不若先制之，调和其性情，制伏其手足，使之两相亲而两相合，绝不知有同异之分。如异姓之兄凝胜于同胞，相顾而收其全功也。

    或疑黄芪补气之虚，止可补初起之虚，而不可补久病之虚，予问其故。曰：初虚之病，用黄芪易受；久虚之病，用黄芪难受也。嗟乎。虚病用补，宜新久之皆可受。其不可受者，非气之虚，乃气之逆也。气逆之虚，必用人参，而不可用黄芪。在初虚气逆之时，即忌黄芪，何待久病而后不可用哉。若气虽虚而无逆，则久病正宜黄芪，未有不服之而安然者也。谁谓黄芪之难受乎。

    或疑黄芪补气，何以必助之当归以补血，岂气非血不生耶?不知气能生血．而血不能生气，不能生气，而补气必补血者，非取其助气也。盖气之虚人，未有不血亦随之而俱耗者也。我大用黄芪以生气，则气旺而血衰，血不能配气之有余，气必至生血之不足，反不得气之益，而转得气之害矣。故补气必须补血之兼施也。但因气虚以补气，而复补其血，则血旺而气仍衰，奈何。

    不知血旺则气不去生血，故补血而气自旺，不必忧有偏胜之虞。然多补其气而少补其血，则又调剂之甚宜也。

    或问：黄芪何故必须蜜炙，岂生用非耶?然疮疡之门，偏用生黄芪，亦有说乎?曰：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

    甘草甘草，味甘，气平，性温，可升可降，阳中阳也。他书说阴中阳者，误。无毒。反甘遂，不可同用，同用必至杀人。入太阴、少阴、厥阴之经。能调和攻补之药，消痈疽疖毒，实有神功。尤善止诸痛，除阴虚火热，止渴生津。

    但其性又缓，凡急病最宜用之。故寒病用热药，必加甘草，以制桂、附之热。热病用寒药，必加甘草，以制石膏之寒。下病不宜速攻，必加甘草以制大黄之峻。上病不宜遣升，必加甘草以制栀子之动，缓之中具和之义耳。独其味甚甘，甘则善动，吐呕家不宜多服，要亦不可拘也。甘药可升可降，用之吐则吐，用之下则下，顾善用之何如耳。

    或问：中满症忌甘，恐甘草助人之胀乎?不知中满忌甘，非忌甘草也。中满乃气虚中满。气虚者，脾胃之气虚也。脾胃喜甘，安在反忌甘草。因甘草性缓，缓则入于胃而不即入于脾。胃气即虚，得甘草之补，不能遽然承受，转若添其胀满者，亦一时之胀，而非经久之胀也。故中满之症，反宜用甘草，引人参、茯苓、白术之药，入于中满之中，使脾胃之虚者不虚，而后胀者不胀，但不可多用与专用耳。盖多用则增满，而少用则消满也；专用则添胀，而同用则除胀也，谁谓中满忌甘草哉。

    或问：甘草乃解毒之圣药，古人盛称而吾子约言。岂甘草不可以解毒也?嗟乎。甘草解毒，无人不知，然尽人皆知解毒，而尽人不知用之也。愚谓甘草解毒，当分上、中、下三法。上法治上焦之毒，宜引而吐之；中法治中焦之毒，宜和而解之；下法治下焦之毒，宜逐而泻之。吐之奈何?用甘草一两，加瓜蒂三枚，水煎服。凡有毒，一吐而愈。和之奈何?用甘草一两五钱，加柴胡三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三钱、当归三钱、陈皮一钱，水煎服，毒自然和解矣。泻之奈何?用甘草二两，加大黄三钱、当归五钱、桃仁十四粒、红花一钱，水煎服，毒尽从大便出矣。此三者，虽不敢谓解毒之法尽乎此，然大约亦不能出乎此。毋论服毒、中毒与初起疮毒，皆可以三法治之。此用甘草解毒之法，人亦可以闻吾言而善用之乎。

    或问：甘草乃和中之药，攻补俱用，不识亦有不宜否?夫甘草，国老也，其味甘，甘宜于脾胃。然脾胃过受其甘，则宽缓之性生，水谷入之，必不迅于传导，而或至于停积瘀滞。

    夫水谷宜速化者也，宜速化而不速化，则传于各脏腑，未免少失其精华，而各脏腑因之而不受其益者有之。世人皆谓甘草有益而无损。

    谁知其益多而损亦有之乎；知其益而防其损，斯可矣。或疑甘草在药中不过调和，无大关系，此论轻视甘草矣。甘草实可重用以收功，而又能调剂以取效，盖药中不可缺之药，非可有可无之品也。

    或问：细节甘草，其性少寒，可泻阴火，不识阴虚火动之症，亦可多用之乎?吾谓甘草乃泻火之品，原不在细小也。细小泻火，岂粗大者反助火乎。惟是甘草泻火，用之于急症者可以多用，用之于缓症者难以重加。盖缓症多是虚症，虚则胃气必弱，而甘草性过于甘，多用难以分消，未免有饱胀之虞，不若少少用之，则甘温自能退大热耳。若阴虚之症，正胃弱也，如何可多用乎。毋论粗大者宜少用，即细小者亦不可多用也。

    白术白术，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阴也，无毒。人心、脾、胃、肾、三焦之经。除湿消食，益气强阴，尤利腰脐之气。有汗能止，无汗能发，与黄芪同功，实君药而非偏裨。往往可用一味以成功，世人未知也，吾今泄天地之奇。如人腰疼也，用白术二三两，水煎服，一剂而疼减半，再剂而痛如失矣。夫腰疼乃肾经之症，人未有不信。肾虚者用熟地、山茱以补水未效也，用杜仲、破故纸以补火未效也，何以用白术一味而反能取效。不知白术最利腰脐。腰疼乃水湿之气侵入于肾宫，故用补剂，转足以助其邪气之盛，不若独用白术一味，无拘无束，直利腰脐之为得。夫二者之气，原通于命门，脐之气通，而腰之气亦利，腰脐之气既利，而肾中之湿气何能久留，自然湿去而痛忽失也。通之而酒湿作泻，经年累月而不愈者，亦止消用此一味，一连数服，未不效者。而且湿去而泻止，泻止而脾健，脾健而胃亦健，精神奋发，颜色光彩，受益正无穷也。

    是白术之功，何亚于人参乎。不特此也，如人患疟病，用白术二两、半夏一两，米饭为丸，一日服尽即愈。夫疟病，至难愈之病也。用柴胡、青皮散邪不效，用鳖甲、首乌逐邪不效，用草果、常山伐邪不效，何以用白术二两为君。

    半夏一两为臣，即以奏功。不知白术健脾开胃之神药，而其妙尤能去湿，无痰不成疟，而无湿亦不成痰。利湿则痰已清其源，消痰则疟已失其党，况脾胃健旺，无非阳气之升腾，疟鬼又于何地存身哉。此效之所以甚捷也。

    由此观之，则白术非君药而何。推之二陈汤，必多加白术所以消痰也；四君子汤，必多加白术所以补气也；五苓散，必多加白术所以利水也；理中汤，必多加白术所以祛寒也；香蔫饮，必多加白术所以消暑也。至于产前必多加白术以安胎，产后必多加白术以救脱，消食非多用白术何以速化，降气非多用白术何以遽定，中风非多用白术安能夺命于须臾，痞块非多用白术安能救困于败坏哉。人知白术为君药而留心于用也，必能奏功如神矣。

    或问：白术利腰脐而去湿，若湿不在腰脐者，似非可利，胡为凡有湿病皆不能外耶?此未明乎腰脐之义也。人之初生，先生命门。

    命门者，肾中之主，先天之火气也。有命门而后生五脏七腑，而脐乃成，是脐又后天之母气也。命门在腰而对乎脐，腰脐为一身之主宰。

    腰脐利而人健，腰脐不利而人病矣。凡有水湿，必侵腰脐，但有轻重之分耳。治水湿者，一利腰脐而水即入于膀胱，从小便而化出，所以得水必须利腰脐，而利腰脐必须用白术也。

    况白术之利腰脐者，利腰脐之气，非利腰脐之水也。腰脐之气利，则气即通于膀胱，而凡感水湿之邪，俱不能留，尽从膀胱外泄，是白术不利之利，正胜于利也。

    或问：白术健脾去湿，为后天培土圣药，真缓急可恃者也。虽然人知白术益人，而不知白术之损人也。白术利水，则其性必燥。

    世人湿病，十居其四，而燥症十居其六。肺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肺气烁尽津液，必有干嗽之忧；胃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胃气炎蒸津液，必有口渴之虑；脾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脾气焦枯津液，必有肠结之苦。盖宜湿，不宜于燥也。去湿既受其益，则添燥安得不受其损哉。

    或疑白术乃去湿生津之上品，而先生谓其性燥，不可治肺、胃、脾三家之燥病，吾不得其义也。夫白术生津，但能生水火既济之津，不能生水火未济之津也。如湿病宜去其湿，则燥病宜解其燥，亦明矣，乃不解其燥，而反用燥以治之，即能生津，亦为火所烁矣。况白术去湿，则内无津液而外元水气，又从何而生津乎。此白术止可治湿而不可治燥也。虽然白术性虽燥，终是健脾之物，脾健而津液自生。用润药以佐其燥，则白术且自失其燥矣，又何能助燥哉。

    或疑白术健脾生胃，有时用白术而脾胃不能受补者何也?此虚不受补也。脾胃之气，喜生发而不喜闭塞。白术正开胃开脾之圣药，何至用之而反无功，明是土崩瓦解之象。而土崩瓦解之故，由于肾火之大败也。

    土非火不生，火非土不旺，脾胃之土必得肾中之火相生，而土乃坚刚，以消水谷。今因肾水既枯，而肾火又复将绝，土既无根培之，又何益乎。徒用白术以健脾开胃，而肾中先天之火已耗尽无余，如炉中烬绝，益之薪炭，而热灰终难起焰。此生之不生，乃脾不可生，非白术能生而不生也。

    或又问：脾土固肾火所生，而胃土实心火所生，肾火绝而心火未绝，宜用白术以健胃，尚可以生土也。夫胃土非心火不生，而心火必得肾火以相济，肾火绝，又何以济心之不足乎。心火因肾火之绝，而心火欲救肾火而未遑，又何能救胃哉。胃既不可救，则胃无二火之生，胃气欲不亡，不可得矣。胃气既亡，而白术虽能健脾，而欲生胃无从也。

    或又问：心、肾二火既绝，故用白术而无功，吾救心、肾之火而兼用白术，则不生者可以生矣。嗟乎。先天之火虽绝而未绝也，后天之火一绝而俱绝矣。肾中之火，先天之火也。心中之火。后天之火也。后天火绝者，由于先天之火先绝也。救先天之火，则后天之火自生。救后天之火，则先天之火难活。故救火者，必须先救肾中之火，肾火生则心火不死，肾火绝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