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医药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现简述如下。

    一、苗族医药的起源

    苗族医药的起源很早。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而苗族医药见诸史籍的时间也很早。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苗父”者谁？有的学者认为：“刘向《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中国通史简编》)。

    有的学者认为，汉族文献所记的苗父，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爷”。湘黔交界的苗族人民说，药王爷是一个周身透明、状如玻璃、有翼能飞的神人，他不畏艰难险阻，披星戴月为人民“岔税岔嘎”(东部苗语即“寻找药方”)，这个传说流传很广，苗族东西部地区均有“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歌谣。至今黔西南州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医，还非常崇敬“药王”，在行医过程中治好病，就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药王”。这个传说同《淮南子》记载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非常类似，《山海经》云：“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其中“有翼”和“有翅”、“透明”的传说，均是神话时代苗族先民的特征，这说明苗族医药是起源于上古神话时代的。

    由于苗族本身无本民族文字和史实的记载，故其医药的起源难于考证，但从众多的其他文献和传说、古歌中，仍可窥知其具体情况，其特点一是起源较早，历史悠久；二是起源于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苗族由于生活于药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较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植物的知识和药用价值。至今在苗族地区，几乎每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有些地方家家户户门庭院落房前房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物，形成人们应用草药极为普遍的特点，具有“百草皆药，人人会医”之称，史载楚国巫师经常用苗药作巫具，《楚辞》中有不少记有被称为“苗药’、的“菖蒲”和“泽兰”，长沙马王堆一、二号汉墓把“泽兰”作为殉葬品，说明了苗药的历史悠久和广泛应用。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问从何来，曰：“道西北(yangke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即古夜郎境内，《兴仁县志》载：“山产萎(草头加弱)，花如流藤，叶如荜茇，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兴仁在古夜郎境内，从上述记载，可知苗族开发植物资源作为食品和药物的历史悠久。苗族“古歌”中关于远古发现药物的故事也很多，如黔东南一首叫《垫哈》的古歌，说的是哈哥小时不幸被虎背去，十年未返，后被父母找回时，野性不改，声音嘶哑不能说话，一次他跑出去到河边吃了很多浮萍，哈哥不但能说话了，还改掉了野性，苗家因此积累了浮萍能治嘶哑病的经验。

    虽然苗族生活在植被繁茂、药物丰富的地区，但苗族早期迁徙频繁，所到之处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荒僻山区和瘴疠之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这种环境反而锻炼了苗族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起源较早的医药活动，绝对不能保证民族得到生存和繁衍。苗族的许多有名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经验，就是来源于这种生存斗争。如苗医著名的糖药针疗法，是一种独特的外治疗法，此法广泛流传于贵州西南和西北大部分地区，贵州关岭镇宁、紫云等地的苗医，用此法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糖药针疗法溯源于古老的弓弩上应用的弩药，从弩药的成份上看，主要是古代苗人将“见血封喉”的剧毒药汁敷涂于弩箭尖上，以猎取虎豹等凶猛动物，《宋史·蛮夷列传》载，蛮夷人(主要指苗瑶民族)“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药解之即。”至今苗族仍有狩猎习惯，古代苗族应用弩药是可以肯定的，但其他民族也有弩药，而苗族都能将它应用在治病上，可谓是一创造。苗族在应用弩药的漫长过程中，配制者为适应治病的需要，有意减去了其中的剧毒成份，加入蜂糖等降低药物毒性的成份，用特制的排针或三棱针沾药汁刺于患处，其操作简便，治疗迅速，副作用小，糖药针是苗医独特的外治法，是起源于苗族古代狩猎活动而发明的弩药，这正是苗族医药起源于古代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有力佐证。

    二、苗族早期的医药活动与“巫医合一”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籍，这同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很难确定一样，苗族医药发展无明显的分期。但苗医发展史上确实存在一段较长的“巫医合一”的时期，《说苑辨物》上所说的“苗父”属于这种情况，《宋史·蛮夷列传》载：“西南诸夷，汉(yangke)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苗族人民喜用铜鼓，用它祀鬼神以治病，是较早时期的情况。

    我国汉族地区在春秋时期，巫与医已经完全分离，但经济科学文化落后的苗族，却比较完全地保存了“巫医合一”的特点。道光《凤凰厅志·风俗篇》载：苗族民间“疾病延医服药之外，惟祈祷是务，父母病则延老者，十八人牲牢为请命于神，谓之打十保护。童子病则延巫为之解煞，名曰杨关。”这种“巫医合一”的方式，用苗族的俗语来讲，叫做“巫医一家，神药两解”，到清代还很盛行，民国《剑河县志》载：“民知尚稚，笃信鬼神，患病者不事医药治疗，惟气灵于巫祝，有跳神走阴诸名色”。民国《兴仁县志》载：“黑苗巫曰密那，遇病延之，杀犬而禳，名曰打老魔。”上述记载很多，除方志外，清·田雯《黔书》载：“苗人……病不服药，惟祷于鬼，谓巫为鬼师，鬼师乘以愚人”。清·梁雪绳《黔苗词》中曰：“寨旁??岩屋湄边，手携力弩作嬉嬉，病来不解神农药，杀犬屠牛事鬼师。”可见苗族医药中，巫师治疗疾病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历史现象。有的地方延续至今，呈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

    苗族的巫师，在湘西称“巴对雄”，在黔东南称“相孬嘎”，在川滇黔交界区称“笃能”，女巫又称“迷婆”或“迷那”。苗族在历史上由于苗巫文化的影响而笃信鬼神，日常生活中婚、丧、疾病、节日，都要请巫师主持祭祀仪式。许多村寨都有1～3名巫师、巫师必须熟习各种鬼神的名称、性质和祭祀的方法，会背诵咒语。人生病时，苗巫师对病人施行巫术，称“过阴术”或“望鬼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单纯以巫术治病，除了有心理治疗作用外，一般与医学无关。但巫师是苗族早期社会的一种分工，他们又是本民族最早的知识分子，由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有一部分巫师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施行巫术的同时，还兼用草药和其他方法治病，后来巫师由于社会地位的下降而衰落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分化为职业苗医，但在行医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巫术的内容和形式。

    苗医外治法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巫术，虽然它们已完全脱离了巫术的内容与形式，如苗医的滚蛋疗法，最早是巫师敲蛋占卜望鬼时，为加强其法术的神秘性，将煮热的蛋滚动全身而形成。滚蛋疗法在苗医中广为流传。操作简便，疗效较好。更为独特的是，苗医应用滚蛋后蛋壁和蛋黄的颜色变化以诊断并预后疾病，这同巫师敲蛋占卜有着某种联系，构成了苗医的诊法特点。其他如化水疗法、踩铧口疗法等，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在临床治疗中，一些苗医(或病人自己)主张神、药结合，一方面用药治疗，一方面求神请祖。由于对许多疾病的发生无法解释，对危重病的发展死亡无法理解，只好求助于鬼神而与巫“合作”，既彼此利用，又互相对峙，形成“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局面，据黔东南10个县的调查统计，巫与医并用的现象至今在某些局部地方仍然存在着。

    “巫医合一”是苗族医学发展史中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是由于缺乏科学知识，社会发展缓慢而又极不平衡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说明了苗族医药的形成过程，脱离巫术的不彻底性和复杂性。但对“巫医合一”情况应作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虽然巫术阻碍了医学的发展，但并未吞噬医学的精华，从而阻止医学的破土而出，这是由于苗族医药扎根于山区的群众之中，又有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缘故，不能以此作为否定苗族医药存在的理由。今天，由于苗族文化知识的提高，这种“巫医一家”的状况已逐步解体。

    三、苗族医药的形成

    苗族医药作为一种传统医学被人们认识和引起重视，还是近代的事，即苗族社会经济发展地位较高的时代。由于苗族与外界的交往增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湘西、黔东交界的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在清朝乾隆之前，还未入“官籍”，被称为“苗族生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沿袭清初土司制度，有“蛮不入境，汉不入洞”的禁令，汉医药没有传入这些地区。据地方志载，汉医药的传入是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而西医的传入，则是民国以后的事，这说明当时广大的苗族地区，治病全靠自己的苗医苗药。

    苗族地区的医药，在改土归流入官籍之前，就已经享有盛名。道光《凤凰厅志·丧葬篇》记载：“苗地多产药饵……，其药名诡异，非方书所载，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兴仁县志》载白苗“喜居高山，常采草药，售于市，转徙不恒。”这是地方统治阶级对苗医存在的承认和肯定，这是在对苗族人民十分歧视的时代，作为官方撰修的地方志作出的记载，说明在这之前，苗族医药已经形成。

    以后的记载逐渐增多，清咸丰年间，苗族领袖张秀眉在黔东南领导了震憾全国的大起义，义军中有一位住在黄平黄飘地方的苗族老人叫潘购赊里江，担任医生工作，用苗族医药为起义者治疗疾病和枪伤，是苗族较早的职业医生，至今仍为苗族群众怀念。苗族医生技术高的有起死回生之术，19世纪中叶，湘西苗医治肚脐风的医术已经很高明，还能割取病人腹中的毒瘤，几天后伤口即可愈合。光绪《凤凰厅志》说，苗族医生治疗麻风病的医术颇高，有的还能开刀治肺病。同治年间，永绥厅苗医师石光全精通骨科技术，在治疗颅骨骨折、脑挫伤、脑震荡方面很有办法，远近闻名，被苗族歌圣石板塘编入《苗族名人歌》中加以歌颂。凤凰厅的麻老苗用药外敷，可取出体内竹签、弹片、铁钉、铁屑等异物。还有如松桃厅的杨八厅、龙老二，凤凰县的龙长清、吴老如、谭明清，花垣县的龙玉六等，都是远近闻名的苗医师。据《贵州通志》载，19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贵州黎平的苗医能治毒箭射伤和毒蛇咬伤：并能用古老的膀胱取石术取出结石，雷公山的苗医治疗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毒疮，对关节炎和风湿症也有较好治法。苗医伤科中的“正骨”特别有名，云南《马关县志·风俗篇》载，“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湘西、紫云、关岭、镇宁等的苗医也很擅长治疗骨折，以小夹板固定并外敷以伤药，20～30天即可痊愈，紫云县苗医杨老包即以擅长骨伤而远近闻名。由于苗医的医术出名，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总理多次派人到湘西要求苗医到北京行医。

    苗族医药师许多人有良好的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有的已成为医疗世家，如贵州黄平苗医杨光利，三代行医90多年，祖辈行医按五经进行分治，但更多的是土生土长于群众中不知名的广大苗医。他们按符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行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都具有一技之长。由于缺乏文化，他们不具备整理总结医疗经验的能力，只对疾病有青朴素的认识，具有初步的医药理论的知识。这些苗医没有付诸文字的医药论著，仅以师承父授，或以苗谚歌诀口传心授为传播方式，苗医除行医治病外，也参加一些劳动，完全融合在群众中，这种职业(包括业余)苗医，在当地统称为草医、土医，有很庞大的队伍，这种苗医的形成，可追溯到未改土归流之前的元朝和明朝。苗族职业医的出现，是苗族医药形成的重要标志。

    苗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但知医、行医者多，而且深受群众欢迎。在农村中，许多寨子都有苗医，他们了解和熟悉本民族的健康状况，诊疗上有民族特色，看病不分贵贱，收钱很少，苗医历来就是医护一体，无专门的护理员，自古有：“行医上门，送药到手”的医德。苗医在历史上无专门的医疗机构，均是个人设诊，采取民间行医的方式，较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疾病，方便了群众。贵州关岭一带的苗医，每年远出行医者极多，外出行医的人都是一个小组，二三人不等，药品自备，随用随采，除配售草药外，尤其重视外治法，均简捷而有疗效，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关岭县五岗乡一苗寨，500人中有300多人能看病，被誉为“苗医之乡”。从贵州历史上来讲，苗族草药医在城乡人民中享有盛名，不少人都请苗医治病，他们不但能治常见病、多发病，也治好了不少疑难怪症，很受欢迎。苗医对风湿、偏瘫、胃炎(心口痛)、骨伤、骨髓炎(巴骨黄)、颈淋巴结核(九子疡)、癫痫(羊癫疯)、炭疽(飞疔)、肺痨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苗医对妇科病的月经病、子宫下垂(吊痂)、不孕、避孕，产科中的难产、产后病(产后风月家病)等，以及儿科的惊风、疳积等，都有有效的药方。

    苗医对病因的认识较为朴素，认为是季节气候和外来毒素(如风毒、水毒、气毒、寒毒)等所致，基本上已摆脱了神鬼巫术的桎梏。在贵州黔东南、铜仁、湘西等地，苗医对疾病的认识历来均有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说法，两纲指冷病、热病，五经指冷经、热经、半边经、快经、哑经；三十六症一般是指内科病；七十二疾一般指外科病。各地基本大同小异，不离一百零八病症的范围，但认识形式特殊而广泛，它包括了人体的消化、呼吸、神经、生殖、内分泌等十大系统，也包括了疾病的分科，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五官科、传染科、精神科等。苗医的辨病立症，特别是对疾病的命名，是以民族生活习惯，所见所闻为主，形象具体，易于对症下药。如乌鸦症(昏厥虚脱休克)、蚂蚁症(神经麻木)、鱼鳅症(中暑时令病)、南蛇缠腰症(带状泡疹)等，均是苗医实践中的创造。最近在贵州松桃发现的一本手抄本医书，刊于1934年，内容也是讲108种病症的，有四十九翻、四十九症、十丹毒之分类，但以“翻”命名为世所罕见，也是以形象比喻来命名，如乌鸦翻、象翻、狗翻、蛇翻等，并附有治疗方法，此书流传于贵州松桃、黄平、剑河一带苗族地区，说明苗族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

    苗医的诊法也十分独特，诊断病情常用望、号、问、触，也就是看望、号脉、问诊、摸触四诊。苗医的望诊丰富多采，除望形态、面色外，还有指甲诊、耳壳诊、指纹诊、头发诊、毫毛诊、鬓角诊、掌面诊或其他特定部位的望诊。问诊是间病情和病史。号脉主要是切足脉或手脉，切脉的手法和部位同中医很不一样，如有三关脉、上马脉、下马脉、指间脉、肘脉、昆仑脉、五指脉等，但多凭自己的经验，各地并非一样，松桃等地的苗医，对五指脉掌握得较好。触就是对病人有关的部位，特别是胸腹部用触诊较多。苗医的诊法虽然比较简单，但却简便实用，利于传授，苗医还有许多诊法的歌诀，可以说是苗医多年的经验总结。

    苗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造了简、便、廉、效的治疗方法20余种，其中外治法别具特色。最著名的有薰蒸疗法、滚蛋疗法、糖药针疗法、化水疗法、挑筋疗法、发泡疗法、佩戴疗法、火针疗法、酒火灸疗法、烧药火疗法、放血疗法、药热敷疗法等，均很有特色，其他如妇产科方面的“坐产分娩法”，治骨折方面的“背椅法、“悬梯移凳法”、“双胳膀悬吊法”，治劳损风湿的“踩铧口疗法”，治脓肿方面的“打火针疗法”、治小伤小病的“桐油点烧法”，以及劳武结合的“体育疗法”等，无一不是广大苗医和苗族人民的创造，而且临床效果都还很好。各地苗医各有所长，如关岭、镇宁、紫云苗医外出行医时，除用草药外，还喜用耳针、硫黄针、糖药针、膏药外敷、放血、推擦、刮痧等外治法，广西融水苗医用药物煮沸淋洗治精神病、癫痫等，都很有效。

    四、苗族药物的发展

    苗族是农业为主体的民族，生活在长江以南温带亚热带气候湿润的山区，这些地方药物资源十分丰富。苗族应用药物的历史悠久，历代本草书均有很多记载。

    从历代医籍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对药物命名的痕迹。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用来治病的“答”，这个“答”，汉语无法解释，而苗语却很了然，现在苗语仍称豆为“答”，可见“答”是豆类植物，是汉语记音词。据新近的统计，《湖南农村常用中草药手册》中，中草药借用苗语记音的药物，药名直译(记音)的占有30%左右，苗名意译的占40%，这说明苗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苗族地区盛产药物，是历代地方官上贡朝庭的主要贡品。《宋史·蛮夷列传》载：“咸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千两来献。上溪州刺史彭文庆来贡水银、黄蜡。”“咸平五年，汉(王旁加尧)(西南夷王龙汉(王旁加尧))又牙校率部蛮千六百人，马四百六十匹并药物布帛等来贡。”历代本草如《本草纲目》菖蒲条引宋代苏颂的记载说：“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行，以治卒患心痛，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干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这段记载说明了苗族用菖蒲治病的情况，也说明了产地与药品质量的关系。《滇南本草》(于怀清本)有灯盏花主治“左瘫右痪，风湿疼痛”的记载，是据云南邱北县苗医的经验收载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药，如白及条有“白及根苗妇取以浣衣，甚洁白，白及为补肺要药”的记载。

    改土归流后，苗族的药物得到较大的发展，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这是由于对药物需要的增加，使得药市得以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常德转销武汉等地，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如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据《关岭县志》记载商品类药物已达200余种，其境内的关索、坡贡、永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场期药市”，许多苗医一方面售药，一方面看病，还进行民族医药的交流。其他如黔东北的《松桃厅志》就记有苗药52种，湘西《凤凰厅志》也记有苗族常用药物100多种，并进入市场销售。苗药的药市，使种植生产苗药的药园发展起来，促进了苗药的发展。如湘西风凰县禾库村老苗医吴忠玉家药园有近200年的历史，贵州安龙县酒垤村老苗医杨明珍、熊德芬，关岭县老苗医杨少堂家都有祖传几代的药园。

    苗医药物品种繁多，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等1000多种。所用药物，疗效很高，且和中医有许多不同。“药色诡异，非方书所载，统称草药。”(光绪《凤凰通志·风俗》)有些药虽为中医本草书所载，运用也有很大不同，具有自己苗药的特点。

    苗医对药物应用的原则来源于生活的实践和几千年的用药经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苗药命名，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有的则根据药物的特殊功效……，总之，命名形象而具体，注意实际，易懂易记。苗医很重视药物的功效，为此还编出许多口诀，各地均有，生动易记。苗药在加工炮制及剂型方面，苗族医师除多数主张用生药外，还懂得将药物通过晒、炒、浸、酒制、醋制、茶制、尿渍等加工方法，使药物减低毒性，提高药性。在用药上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对症(病)下药”，以单验方治病为主。民间有“三千苗药，八百单方”之说，事实上不止如此，仅湘西一带，单方达1000多个。

    由于苗族历史上无文字，对其医药的发展，历代文献记载甚少，但经过近年的实际调查，发现了苗族医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虽然苗族在历史上倍受压迫和摧残，但却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民族形式，形成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医药，是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为苗族的健康繁衍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