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抵达北京，因为肝癌发作住进协和医院。面对这个当时西医也视为绝症的病，许多人为了是否应该采取中医治疗而产生激辩。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虽然是孙中山的旧识，立场则坚定不移：要服中药则请出院。孙中山后来采取放射治疗，虽然中间有一个星期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但旋即归院，直至3月12日病逝。 

    第一次废中医 

孙中山之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大事，他身边中西医之争，也有其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其实，说中西医之争，并不妥切，过于抬举了中医在当时社会氛围里被改称「旧医」甚至「伪医」的地位。西医派会有这些看法，从汤尔和（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的创办者）一篇文章中表达得很清楚：「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业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是『治病』。」 

事实上，中医受到的打击，是从民国一成立就开始了。民国元年七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中，订立各种学校令，唯独没有中医内容，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抗议。北洋政府开始还以漏列的理由来打马虎眼，稍后则干脆不加掩饰了。1914年，当时教育总长汪大燮明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算是近代第一次废去中医之议浮上国家政策的台面。这次事件，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北洋政府回应两点：「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是，「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之处，应毋庸议」，事情算是不汤不水地不了了之。 

    第二次废中医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1929年卫生部通过了以「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医生之障碍案」为首之「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重要内容有： 

一，「旧医」需要登记，有执照才能营业。有执照者，也要再接受补充教育。而登记限于1930年底止。补充教育也只限办五年，过后不办。 

二， 禁止「旧医」学校。 

三， 禁止报章媒体介绍、宣传「旧医」。 

主要提案者余云岫以四大理由说明中医之阻碍科学化，阻碍国家之进步，因此希望能以五十年时间逐渐消灭中医。这是近代第二次废去中医之议浮上国家政策的台面，也是后来所谓国民政府废中医之说的由来。 

其实，中医在近代会受到这么多打击，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留学国外的一代纷纷归国，从各个层面企图为了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政治、教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新旧冲突。在各种「旧文化」、「新文化」；「文言文」、「白话文」；「方块字」、「罗马字」等等的冲突中，代表传统与旧派的中医会受到格外严重的轻视与打击，不仅难免，而且有一些「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的原因。 

其一，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想要救亡图存，大量引进西学，「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趋势之下的结果。 

其二，这也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想要从日本取经，以日本为师的一个大趋势之下的例子。正如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提出「汉字无用论」、「罗马字运动」后来传入中国，形成中国的「消灭方块字」、「罗马字运动」、「拉丁字运动」等等，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的消灭汉医的路子，会透过留日派影响中国，也就十分合理。（前述汪大燮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并曾出使日本；余云岫公费留日。） 

其三，在医学的领域里，相对于西医当时在细菌学说与科学支持的研究与临床进展，中医格外突显了旧文化里「穿凿附会，自欺欺人」的一面。因此，中西、新旧文化之争中，西学派从这一点上进行打击，一方面在科学立场上名正言顺；一方面在社会影响面上又相对较小，因而可以「要言之，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旦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余云岫语）。 

    大陆的情况 

当然，这里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当时一直站在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上，以大众语、罗马字化等为新文化主张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建立政权之后，虽然在文字面上继续实行一贯的主张，推动汉语拼音与简化字等等，但是对中医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旧文化」最核心的一块却采取了支持与鼓励的立场，后来还推动了许多中医的新发展？而退到台湾后一直以捍卫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自居的国民政府，相对而言，却一直对中医采取贬抑政策？ 

中共之支持中医，国共长期斗争的现实，以及毛泽东的个人经验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装备及资源处于不对称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伤病人员无法依赖西医系统的医疗与药品，可以就地取材的中医、中药成了最好的凭借。第二，毛泽东个人的关节炎问题，久服西药无效，就是在延安时代为中医所治好。这些历史背景，使得毛泽东从延安时代就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口号。 

中共建政以后，1954年进一步提出「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的说法，于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选调了3,000多位高年资西医大夫，参加二年以上学习中医的系统。许多知名的西医专家都参加了这一学习，于是培养了一大批西医学术造诣很深，又能掌握中医理论和诊疗方法，为医疗上实行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科学研究工作而开创新局的人才。许多重大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成果，例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急腹症、针刺麻醉、活血化瘀方剂治疗心绞痛、心肌梗塞症等，大部分是这些人做出来的。 

此后中医在大陆，从理论、研究、教学到临床，都有了正轨化、制度化、全面化的发展。1980年，大陆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共同发展、并存与合作的方针；1982年，把「发展传统医药」列入宪法；1986年又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尤其迈入一个新的纪元。最近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刘海若的效果，与对抗SARS的成绩而为人乐道，有其长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国家在医学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台湾的情况 

至于国民政府这一方面，先是1929年颁布的逐步废除中医的办法，造成不断的抗议。但国民政府置之不理，继续由教育部布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卫生部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引起进一步轩然大波。后来蒋介石出面收拾，批示前述布告与命令撤销，风波才暂告一段落。其后，支持中医的固然有陈立夫为代言人，支持西医的则更是主流。在各种行政与立法过程中，双方的斗争一直未曾间断。 

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利用了日本殖民时期所奠定的许多基础。因而医学政策会持续发展现代西方生物医学，中医会持续遭到轻视与漠视，也就事属自然。由于主政者、主事者长期没有客观、全面地面对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系统，以及彼此之关系，因而有所谓台湾对中医的政策是三不政策之说：「不栽培，不压抑，不过问」。 

于是台湾可以看到许多畸型的现象：虽然中医在台湾有了较具规模的教学与研究单位，但是由于中医特考的存在，又让西医系统一直免除不了对中医师资格的怀疑；虽然中医很迟但是终于开始了公劳保给付（公费医疗），但是中医在医师法中仍然不过是个和牙医并列的类别；虽然许多中医的研究单位也有很多尖端的发展，但是执业的中医师却不能使用现代医学的药物与器材（包括血压计、听诊器、量温计、生化检验）。而SARS之役，台湾中医师无从参予抗疫，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据一位中医师所言，在这些环境的限制下，台湾地区的中医别有一项收获：由于没有其它工具可用，只有把自己仅有的工具用到极致，所以在煎剂这一类纯粹的中医方法上反而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