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3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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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系个人采取主动的方式结束自我生命的行为。其实在生物界，自杀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鲸鱼就会因不为人所知的原因而集体自杀。但显然的是，人类的自杀现象比之动物界要严重得多，自杀的动机、自杀的方式、自杀的后果，等等皆十分的复杂，这就构成了所谓的自杀问题。应该看到，人类的自杀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问题；既是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也是世界性的严重问题。以往人们坚信，人类的自杀现象虽然有众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与生活的水准有很大的关系，只要人们能吃饱穿暖，生活有保障，自杀率便会大幅度下降。可历史发展完全不是这样，从某种程度来说，现代社会在生活水平上已大大高于传统社会，可自杀率不仅没能下降，甚至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应该从人生观的角度、从生命存在与生活变化的方面去看待和分析自杀问题，去寻求自杀的原因，从而抑制现代社会自杀现象上升的势头。
一、自杀：生命的挽歌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痛苦，也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对象。因为在人世间生活，人们常常会为某种丧失而痛苦万分，可死亡是人们全部拥有的失去，此如何不是人间最大的痛苦？人们每到陌生之地便会产生担心害怕之感，越是陌生的地方，人们的恐惧越大，而死亡之处是人们最最陌生之地，此怎不派生出人们最大的恐惧呢？但是，虽然死亡乃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恐惧，可若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某种事件、出现了某种状态、丧失了某种期望，有许多人就可以不顾这人间最大的痛苦与恐惧而毅然决然地走向死亡。可见，痛苦与恐惧也是相对而言的，在某种情况下，人生的不合意的状态比之死亡的痛苦与恐惧更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人们就采取自我了断的方式来结束生命。不幸的是，如此之思与如此之行者在现代社会是越来越多了。
据何兆雄先生的研究，最早报道中国自杀率的是外国人博鲁和柏哲斯，他们在1917年报告说，北京的自杀率为15、5/10万，而到了1989年，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上升至17、07/10万，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约26-30万人（参见《自杀与人生》，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但是，郑荣昌先生的报道则说：
根据1990年我国人口调查（这是举世公认的比较严谨的一次人口调查）提供的人口数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90年-1991年疾病监测点统计数据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所作的关于"全球疾病负担"问题的一项调研报告，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费立鹏、刘华清、张艳萍等医生运用科学方法得出如下估算结果：1990年至1994年，中国乡村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303047人，农村女性自杀死亡人数为173230人。农村15-39岁女性自杀死亡人数为99266人。这个数字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统计数字也非常接近。（《南方周末》1998年5月15日《农村妇女自杀报告》）
根据1982年的一项研究，中国在"文革"的1967年，共发生自杀事件856540起，其中死亡713100余人；1968年发生自杀事件674170起，死亡581900人。可见在非常时期，自杀率会显著上升。就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1998年，中国大陆也发生了自杀案件235200起，其中死亡152672人。当然，这些统计数字还是相当的不完整，尤其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统计数字根本无法精确和完整。
台湾《联合报》1998年5月15日报道，在卫生署公布的关于台湾地区十大死因中，1997年自杀首次列入，这一年台湾有21720人自杀身亡。许多医生表示，实际自杀死亡的人数可能是这一数字的10-25倍，因为有很多自杀者登记的死亡原因是中枢衰竭等非自杀原因。在日本，自杀率同样很高，仅在1997年，就有24391人自杀，据说有近20%的人是因为经济上陷入了困境。
可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还是中等发达的地区，如台湾，或者是发达的国家，如日本，自杀问题都同样普遍和严重。为什么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而自杀问题却渐趋严重呢？为何在医学科学有了飞速的发展，而自杀死亡人数却毫无减少实有增加呢？为何现代社会已经高度重视自杀问题，也有许多热心人士在从事着预防医学、心理珍断、社会救治等工作，而自杀现象却没有被扼制住上升的趋势呢？对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最普遍的说法是，自杀是一种心理疾病，所以要进行及时的药物治疗。1997年11月7日出版的《羊城晚报新闻周刊》报道了一位曾经发誓要珍惜宝贵的生命，用一切办法劝阻别人自杀的陈云清先生，竟然也悬梁自尽了，这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也受到媒介的广泛关注。陈云清先生曾经写过《珍惜生命--论中国的自杀问题》一书，其中列举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十年浩劫和当前形形色色的自杀事件，分析了自杀的类型、性质以及对它应该采取的态度。陈先生还是我国第一个防治自杀机构--广州市"培爱"防治自杀中心的组织者和负责人，这一组织成立已有十多年。为何一个专门研究自杀预防的专家也用自杀的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为何他不能运用自己研究出来的众多的预防自杀的方法来制止自杀的行为呢？广州著名的心理专家施梦娟副主任医师认为：
求生是人的本性，毁灭自己的生命，不论有多少理由，都是不正常的行为，是精神支柱的崩溃。陈虽然是一位研究防治自杀问题的专家，但他的自杀并不奇怪，因为他患了忧郁症，这是导致自杀机率最高的心理疾病。病人情绪持久地低落，万念俱灰。病情越重，越不愿治疗。不能指望他个人的力量战胜忧郁症，因为它是一种病。目前，全世界有2亿人患有忧郁症，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的人。凡有悲观、消沉与自杀意念的人，不要简单地认为是"思想问题"，亲友及社会都要理解及关心他们，警惕"忧郁症"的可能，及早诊治。所幸的是，忧郁症的药物治疗效果很好，绝大多数病人都有疗效。
据报道，1997年8月，湖南经济广播电台"夜渡心河"节目主持人尚能，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药后上吊自杀。尚能主持的节目大受听众的欢迎，开播一年收到听众来信上万封，并成功地开导了许多想自杀的年轻人放弃了自杀，可他自己却自杀了。这引起许多人的惋惜和不解，当然，讲他因为是有病（忧郁症）而自杀者的声音最多。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吉连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程度的提高，人们面临的矛盾冲突将会越来越多，人类已走进了一个"高心理负荷的时代"。台湾的精神病医师江汉光也认为：自杀者八成至九成有人格障碍、忧郁症、边缘型人格、精神分裂症。82%的忧郁症病人曾尝试自杀，有1/4~1/5的忧郁症病人死于自杀。边缘型人格在青少年时期便会显露征兆，如开快车、嗑药等，有12%~15%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自杀。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在人生中受到重大的挫折与痛苦时容易导致自杀现象的产生。1996年11月8日，澳门一座大厦发生火灾，一双被父母留在家中的姐弟被浓烟熏死。父母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后来俩人相拥悬梁自尽。据统计，在1997年台湾自杀的2万多人中，老人居多。平均自杀死亡率是10、04/10万，而6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死亡率则高达34、03/10万。老人自杀虽然也有许多不同的原因，但大多数都是因为年纪大了，什么都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越来越弱，有许多老人觉得自己死了可以解脱病痛，也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于是，走上了自杀的不归之路。
从所谓"新新人类"的自杀来看，1998年9月24日，基隆文化大学音乐系女生林淳芬因为课业压力太大而跳楼自杀；1998年9月16日，台中女中高三女生瘳曼君因与有妇之夫相恋遭到干预而从5楼跳下自杀身亡。可见，年轻一代选择自杀多显现出他们承受压力及挫折的能力很差。
第三、也有许多人指出，自杀是出于人生痛苦解脱的需要。1996年12月13日凌晨，著名作家徐迟跃出窗外自杀身亡。他在一片纸上写到：
我非未来学者，但好思考未来。未来既不乐观，又不悲观。人类将有一场浩劫，成亿的人会被淘汰，以产生新的人间。我属于被淘汰者。老年即是表志（标志）。我的前景一清二楚，我梦中见到我在一个荒原上迷失方向，被许多人欺侮无法应付……将军死于战场，学者死于书斋，不可能了，我不认识回书斋的路线……一误进了医院，就回不了书斋。不能自救，还要拖死家里的人。哀哉！但死是一种幸福、解脱，对生命的凯旋，未来正如日之升。
徐迟先生乃著名作家，他生病住院，认定将会有一场人类的浩劫，成亿的人将会被淘汰，而他会是其中之一，因此，虽说如将军应该死于战场一样，作家应该死于书斋，可他因误入医院，也就只好跳楼自杀了。冯亦代先生认为，徐迟所说的人类浩劫就是国际互联网。无论其直接原因是什么，徐迟先生是求之于人生痛苦的解脱而自杀是没有异义的。
在中国大陆，年轻的一代与台湾所谓"新新人类"一样，心理与精神及人生的承受力都非常的差，经常是为一些似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而走向自杀，对亲人与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据2000年４月１１日《重庆青年报》谭刚强的报道：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四川省彭山一中两名初一优秀女生刘玲玲和黄莹越过６层楼顶的围墙，手牵着手跳楼自杀。在她们留给自己父母和亲友的信件中反复提到的内容是，她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许应是无忧无虑的吧"。同年１０月５日早晨，山东东阿县姚寨乡一名１１岁的小学女生，因背不出书而受到老师的变相体罚，便心生惧意，跑回家后服毒自杀。同年７月１２日下午，重庆市沙坪坝区９岁学生李君因被母亲反锁在家里做作业，心情狂躁不已，先是在家里乱砸杯子，最终手拿一双运动鞋和足球袜从５楼窗户纵身跳下。母亲闻讯后哭泣着说："没想到自己的好心竟酿出如此悲剧。"去年７月份，武汉市一高三毕业生，自觉高考成绩不怎么样，感到万念俱灰，在高考成绩公布的前一天自杀，第二天高考成绩公布时，这位女孩的高考分数竟高出武汉市本科录取线２０多分。今年２月，南京登冠中学初一学生蔡寅庆，因成绩单不理想有改动被学校发现，２月２８日老师找他谈话并告知家长，家长将蔡寅庆大骂一顿。小寅庆２月２９日凌晨找出农药甲胺磷，拌上白糖，就着萝卜条喝了下去，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１９９７年年初，重庆市涪陵一个名叫李婕的１３岁初中女生在自杀前写了这样一份遗书：
爸爸、妈妈：
对不起，我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不想再听你们和老师的指责，不想让那坏得不能再坏的成绩进入我的眼睛。本来，看漫画和小说是我唯一的乐趣，可你们把这点也给我剥夺了。我还有什么生存的意义，我不想上学，不想再记那些烦人的单词了
女儿：李婕即日
１９９８年６月６日自杀的辽源十四中初一女生王瑶，她在自杀前写了两份遗书。给老师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赵老师：
你好！
我实在很抱歉，可当时我没有想到你会发火，你说话时的态度是那么严肃，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去接受，我更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多同学和在场的老师。假使我继续在初一·七班，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么多双眼睛。
王瑶
１９９８年６月６日
给父母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爸爸、妈妈：
我感谢你们养育了我１４年。可是我再也没有勇气活下去。爸爸那严厉的目光，老师那苛刻的话语，人活着实在太累太累。有时我是多么想你们，爱你们，可是我在学校这三年该怎样度过，老师对我的印象该有多么坏，我希望你们不要去追究老师的责任。再见。
王瑶
１９９８年６月６日
谭先生在报道中指出：来自多方面的调查表明：在社会转型加剧的今天，自杀正在成为除交通事故之外，直接威胁青少年生命的凶手。但是原因何在呢？仔细分析这类自杀案例时会发现，多数选择自杀的青少年性格都较内向、孤僻、倔强，且学习不够好。按心理卫生专家的看法，这多与内源性抑郁症的形成有关。但更直接的诱因还在于，这些孩子缺少来自家庭及社会的温暖。
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刘守旗说，孩子们只有在情感、人格和人性等各方面都得到较健康的发展，才能自然地体验到做人的尊严，并在不自觉中理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命教育是教育的永恒主题。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中，应该让他们懂得这一点：做人首先要有平常心，然后才能谈论进取心，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家庭、学校、社会一味地"求全责备"，就会使孩子在各个方面"苛求"自己，"苛求"他人，稍有不如意的方面或许就能导致精神上的失衡，"自杀"是这种"失衡"的极端表现。
以上众多的自杀现象及对自杀原因的分析，虽然也指出了许多来自生活及社会方面的因素，但主流的看法还是以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及心理上的不正常，"忧郁症"是导致自杀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从更深广的视角来看自杀问题，应该说，人类对生命与生活态度的变化是自杀现象更为根本的原因；而要降低自杀率，也必须从人生观的建构上着手，改变人们对生命与生活的一些不好与不健康的态度。
二、生命：神圣性的解魅
动物的自杀也许多出于一种生物的本能，而人类的自杀则表征着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从历史上看，人类在科学不发达之时，对生命的现象一无所知，这种神秘性派生出对生命的敬畏感。所以，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生活在各个地区的远古之人基本上都有生殖崇拜的现象，这正是生命神圣性体认的表现。后来，西方有了影响非常普遍的基督教文明，人们坚信生命源于最伟大、最神圣之上帝之手，所以生命的神圣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上，自杀的现象一直不断，有时也非常的严重，但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要采取自杀的行为时考虑的因素是比较多的，其中生命神圣性是重要的因素。这在某种情形下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自杀的行为。所以，人类对生命的态度实际上直接影响到自杀行为出现与否，对这一因素的考量应该是分析自杀问题的基本起点。
实际上，从生命存在的角度看，人之一生有起点--出生；也有终点--死亡。出生是每个人走向生活世界的开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值此之时，父母喜笑颜开，任何一个心智健全者也都会为一个新的生命降临而对他或她表示由衷的祝福。而当人们长大了，有了理智，有了文化，也都会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生命起始点的重要性。因为这一刻是我们人生的开端，我们一切的生活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它又是我们的生命之基，没有起始那有过程？那有我们人生的展开？所以，生命开始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地清楚；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人生终点（死亡）的重要性是不太知道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不愿去了解，不愿去知晓，采取的是一种回避与忌讳的态度。所以，人们一般只知道死亡是个我生命的终结，而它对我们生活与生命的意义关联，个我之死与社会的关联、与人际关系网络的关联等等，许多人是知之不多，甚至是完全不知道的。实际上，人生终点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人生始点的要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为重要。
因为在生命的始点我们人还处于蒙昧状态，人事不知，世事不晓，什么也不懂，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完全被动地接受父母与亲人的照顾；而我们只要是有正常的寿命，在生命的终点时，一般都有理智与思想，有知识和文化，对生活、生命与人生也都有自己的体验和看法。所以，我们对人生始点的感觉是模糊的无知的，我们对人生终点的感受却是清晰的甚至是刻骨铬心的。在生命的始点，我们的生活之路尚未展开，人生还是个未知数，人们对这还未开始的东西是无话可说也是不能说什么的；而在人生的终点，人们的生活已经过完，人生到了尽头，生命就要逝去，于是，一切都是可忆可说可点可想可评的，而且此时，人们一般也都好作回忆，这常常成为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盖棺论定"之时。
所以，在台湾专门从事癌症末期病人照顾的赵可式博士说：人生终点的这个"句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下的。在中国传统中，生命神圣性的体认与西方观念又有所不同，中国贤哲喜欢从自然大化中引伸出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特别强调万物及人类之生命皆源于自然之"道"：
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二十五章）
"道"的基本性质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上第十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同上第三十七章）人是万物中之一种，所以，我们人应该也必须以"道"之自然无为之性质去生活。这就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上第二十五章）由此，我们就不能以自我之人为之为去改变自然生命的存在及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人必须随顺大自然的安排，不能违拗自然之道。这样，我们人就应该通过"保身全生"来"以尽天年"，活够自然之道赋予我们的生命时限。这就叫做："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为者，因物之所为。"（《淮南子·原道训》）
这种以自然之道为我们人的处世及对待生命的方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先贤对芸芸众生的告诫。但是，我们现代人离古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远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与古代的人大不相同了，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皆好以人为之为来改变自然战胜自然，而且以之为人的基本特性。这虽然带来了物质生产的大发展，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人类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可是，人为之为提倡至极，发挥至极，则造成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轻视，形成人们过于推崇"人定胜天"，过于攫取自然。因此，也就造成了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环境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入了生命领域，形成对生命的某种不尊重，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现代人自杀现象增多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按这样一种态度生活，人类选择中断自我之自然生命年限之事相对来说更加容易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观念和文化传统生命神圣性体认的约束。于是，作这种选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严重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贤哲早就有所警告：
人无为则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天地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淮南子·说山训》）
好一个"有为则伤"，现代人不仅因为自己的太有为而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而且因为太有为而使自我的生命的存也遭受到了威胁。当人类由生物学而遗传学而基因改良，由生殖探讨而对生命本身作越来越深入分析研究时，生命的神圣性便逐渐地解魅。当生命的里里外外都像一张白纸一般坦露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时，当生命似乎也能像我们制造其它商品一般可以任意设计并从工厂的流水线上大批量地生产出来时，生命的神圣性便荡然无存了。于是，长期以来人类对生命的敬畏感也随之土崩瓦解，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又怎能不出现对生命的轻蔑乃至践踏的事呢？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许多人对自我的生命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以至非常轻易地便走上了自杀的不归之路，这就是现代社会自杀率上扬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自杀是人主动地采取某种方式结束自我生命的行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自杀者的生命是很难挽救的。我们人当然无法选择生命之始，这是我们人类与其它的动物相同之处；但我们却可以主动地选择自我生命之终，这是我们人类与其它动物相异的地方。人之生命的神圣性由于科技的发展，对生命内在机制的揭密而隐晦不显；而人之生命的重要性则因为人们有选择生命终点的能动性也受到严重削弱。在中世纪，西方人多认为生命虽然是我自己的，但却源于上帝之手，给予者（上帝）才能决定是否收回，而拥有者（人自己）则无权对生命是存还是亡任意处置。在中国古代，人们多认为自我之生命是天地"好生之德"的表现，或是无为自然之"道"的外化，所以，生命虽在我，但我却万不可随意性的处置。因此，在中国古代，对死刑的判决可在任何时候进行，但要行刑则必需等到秋冬季，因为天地的"生"之"德"是春生夏长秋收而冬藏。人间之事必须配"天德"，所以，只能在秋天或冬季处决犯人。这样一些对生命来源神圣性的体认及看法相当程度上阻止了许多想自杀者采取自杀的行为。
总之，由于对生命之态度的现代人与古代人的极大的不同，生命并非神圣的认识使许多人对生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轻蔑态度，这成为人类自杀这一现象内在深层的原因，由此，自杀也就成为现代社会最最令人头痛并造成物质、精神和生命惊人损失与痛苦的大问题。
三、自杀：原因与对策
虽然生命神圣性的解魅是现代社会自杀率普遍上升的最深层的原因，但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自杀问题，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去探讨导致现代人自杀的一些现象与理由，并引伸出相应的对策。
人们走向自杀之路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也异常复杂，但从广泛的意义而言，自杀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还不是精神病患者或忧郁症患者。现在有许多人喜欢用精神疾病来解释自杀现象，似乎这是百用百灵的膏药。这固然非常省事，也容易让人当下信服，且把一切自杀问题的解决都归于之药物治疗，这样说相当的诱惑人，也十分简单明了。但这与事实不符，比如上述因小孩子被烟熏死而自杀的父母，那些走向死亡的中小学生们就不能说他们都出于忧郁症，当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象徐迟先生这样意志坚强、生活经历丰富且神智非常清醒者也会自杀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为何有许多看来是正常的人也会采取自杀这样一种对待生命的残酷态度呢？实际上，除了现代生命神圣性瓦解这个最普遍最深层次的原因外，多是由环境与人生观所引起的。
爱米尔·杜尔凯姆（1858-1917）是当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自杀论》曾被列为社会学三大名著之一。他在这本书中严厉地批驳了那些简单地将自杀起因归结为心理机能因素的做法，比如认为人们自杀是因为精神失常，是因为遗传因素，是因为种族的原因；或者自杀是由于天象的因素，如气候、季节、昼夜变化等等，也有人把自杀视为一种模仿他人的行为。在杜尔凯姆看来，这些观念都是成问题的，他运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证明了"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也就是说，人生存的外部环境和一些共同的社会思潮及道德标准等对人自杀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杜尔凯姆认为，至少有三种主要的自杀类型：
其一、利己型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起因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当某种把个人限制在自我小天地中的力量越大，社会中的自杀率就会越高。在各种社会族群中，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是最低的。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把教徒们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紧密地连在一起。而清教徒的自杀率却很高，这是与他们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是有相当关系的。利己型的自杀也显著地表现于那些同家庭生活缺少联系的人当中，当一个人处于亲密的家庭关系内时，比较难地采取自杀的行为。
其二、利他型的自杀。有许多自杀者是出于高尚的信仰而主动地步入死途的。如为宗教的信仰，或是表现政治的忠诚而自杀。这种绝对服从的自杀类型曾经广泛地存在于古代社会，在现代军队中也受到提倡。
其三、动乱型自杀。在社会大的动乱中，比如社会变革、经济危机、自然灾难等等，人们的需求与欲望严重受挫，于是便发生了许多的自杀事件。此外，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着许多基本的规范和常识，它们往往内化成为人们的某种生活习惯，杜尔凯姆称之为"集体道德意识"。当个人的生活突然逸出了正常的轨道，发生了重大变化时，动乱型的自杀便大量出现。比如意想不到的横财诱发的自杀，暴发户在突如其来的机会面前不知所措，他生活的天平完全被打乱了。此外，离婚也使人们习惯的生活环境遭到突变，所以，离婚者的自杀率也是非常之高的。（参见《自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杜尔凯姆的以上分析是有相当见地的，我们不能把自杀者都推到精神疾病就完事了，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社会环境与人生观的问题。实际上，患精神疾病的自杀人数要远比因社会及人生观方面出现问题而自杀者少得多。所以，有专家指出：有人认为只有精神病患者才自杀，但事实证明，自杀的人大多不是精神病人，只有2O％的自杀者是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大多数自杀者是正常人。所以，要解决自杀问题，除在变革社会，使社会朝着更人性化更温馨的方向发展之外，尤其要注意在人生观上做出调整。
从自杀问题的角度来看，人生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生命与生活之间的紧张。本来，生命是生活的基础，生活是生命的体现，两者应该完全合一的；但是，在现实的人生中，生命表现为内在的，而生活是外在的；生命求的是稳定，生活求的是变化；生命是有机体的成长，而生活则是各种人生滋味的总和。于是，人之生命与生活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内在紧张，两者经常发生矛盾、磨擦、不一致，等等。这样，人生中我们便常常发生一个严重的二难选择的问题：是生命延续重要，还是生活状态的性质更重要？在传统社会，许多人都认为生命延续要重于生活状态，所以，再苦再累再困难也都要好好活下去，是谓"好死不如赖活"。而现代人则往往认为，生活状态如何要重于生命的存在，许多人想的是无享受的生活不如不生活--放弃生命；或者当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时，不如走入死途更爽更诱人，这就叫"赖活不如好死"！所以，伊丽莎白·卢卡斯说："如今有一种比艾滋病更易传染、更致命的疾病，那就是否定生命。"（参见《意义与人生》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4页）
这样一种人生观及对待生命与生活的态度，使现代人更容易采取自杀的行为。因为在传统社会，竞争往往表现为"力"的较量，故而是有限度的局部的；而现代社会除"力"之竞争外，更多的是"智"方面的一争短长，这是一种无限的竞争，又是一种全方位的较量，在人之生活中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现代人之人生中的残酷性、压力、挫折、失败等均大大高于传统社会。当一个人持有生活质量重于生命存在的人生观时，在如此社会环境下，他或她必容易在遇到困境时采取自杀的解脱方式。所以，上述所提的小孩子的自杀大多数都发生在他们并没有了解生命对人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在忍受不了现实生活的挫折，如考试成绩不理想等；或者不能在生活中按自己的意愿做，如不能随心所欲地看动画等，便觉得如此生活还不如不生活。甚至产生在另一个世界里，自己可以按自我的意愿生活的幻想。如此，死亡便不再是痛苦之源恐惧之对象，而成为实现梦想之处。在这样的情形下，自杀便必不可免了，尽管他们还是些孩子。
此外，现代人对生命存在的感受不如传统社会的人深刻。也许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人物质生活匮乏，所以喜欢去关注生命的有关问题；而现代人物质享受多，大家集中在感官的刺激上，所以对生活问题的注意更甚于生命。这样一来，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它甚至高于和重于人之生命的存在。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的角色无疑就是一种"品牌"，它是我这个人的标志，是我这个人的身份，也代表我在社会人群中的份量，它还可以为我带来经济、社会和人际方面的利益，等等。因此，现代人对自己生活中的社会角色是十分看重的。比如，歌星影星作家政治家等等名人，他们的社会角色就重于生命本身，当歌星不能唱歌影星无法表演或走下坡路时，他们容易自杀；当作家不能写作政治家无法参预政治或走下坡路时，他们容易走向自杀的不归之路；当一对恋人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和保持各自的恋人角色时，他与她也容易步向寻情的自杀之路。
第三方面，由于现代人把生活之内容置于生命存在之上，把精神的关注多投向生活的领域，因此，欲望之满足成为现代人最最重要之事。由于资讯的发达，种种最新最好的发明与发现和人间的享受都瞬间传达给几乎所有的人，这就大大地挑激起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但每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有限，每个人先天与后天的条件不同，人们所能满足的物质和精神的渴求总是有限度的。所以，人们的期望值总是大大地高于自己所能获得的部分。也就是说，人之欲望与所得之间总是差距甚大的。这样，在许多人那里，生活变得没有意义，因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总得不到，自己想避的东西却总会到来，生活中没有享受，生命又有何价值？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在特定的情形下自杀了。
种种心理的社会的生活的生命的和人生的等等原因，使得许多人走向了自杀的归途，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立于以上自杀原因的分析，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样的对策，以应因日异严重的自杀问题呢？
首先，我们现代人应该去体会"日日是好日"的禅学精神，超越日常生活之上之外去珍惜生命的每时每刻，珍惜生命中的每种经历；珍惜人生中的每一事件，因为它们全都是新鲜的，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完全是不可再现的，一去不返的。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倒过来重活一次，不能再次拥有那同一的经验。时光的一维性的流逝，使我们生命中的分分秒秒、事事物物全都弥足珍贵，所以，我们要保持"赤子之心"，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变化、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持有新鲜感，都体会到其中的价值与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全身心地去感受、去品味、去思索、去行动。使生命常新，生活常变，人生不息。
其次。我们现代人应该重视生命的价值，肯定人生的意义。一般而言，死与不死，对自杀者而言，主要的不是生理性原因，也不是由死本身而定的，它是由自我之人生状态来确定的。在自杀者那里，是"生"的方方面面决定了"死"，是人生之问题决定了是否选择死亡，这与那些活够了自然寿命而终者不一样，也与因疾病而亡者大不同，这一点应该是理解现代社会自杀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现代人必须重建现代生命意义的体认和现代人生价值的确立。其中的关键又主要的不在肯定健康、快乐、成就、幸福等正面的人生状态的意义与价值，（因为这是人类生活中永恒性的东西，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这些东西应该说现代人比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的人都获得了更多的满足）；而在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我们每个人更应该去意识到那些人生的负面状态--如痛苦、挫折、寂寞、灾难，乃至于疾病、苦难和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因为正是它们常常直接导致了人们走向自杀的不归之路。
奥地利医师，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创立了"意义治疗法"，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在苦难中体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而避免走向自杀。他写道：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无数的犹太人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次，一名囚犯因饥饿难忍，偷了一只马铃薯，纳粹当局宣称必须交出这个人，否则全营2500名囚犯都得饿一整天。在充满着饥饿、寒冷、沮丧的破监舍里，一位囚犯充当的资深舍监认为近几天来因病或自杀而丧生的难友的真正死因许多都是放弃了希望，所以他提议弗兰克医生来为大家讲一讲。弗兰克先生这样写到：
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请求这些在昏暗营舍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正视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我要他们绝不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我说，在艰难的时刻里，有人--一位朋友、妻子、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他一定不愿我们使他失望。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并说这牺牲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活出意义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7-88页）
弗兰克医生的用意在于，在最最艰苦的环境中，在死亡的边缘上，也要寻找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来。他的这番话果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电灯泡重又大放光明时，我看到许多难友拖着憔悴的躯体蹒跚地走过来，噙着泪直向我道谢。"（同上）
当一个人在人生非常痛苦的状态中都能够体会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时，他当然就不容易走向自杀。实际上，人生的正面状态固然有意义和价值，而人生的负面状态又何尝没有意义和价值呢？人生存于世，顺利幸福快乐的时光并不多，倒是痛苦失败挫折的时候更多。当你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时，你的苦恼就特别的多；但你若能把这些人生的负面状态都视为你人生过程中必得承受的部分时，而且是你人生中宝贵的经历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你的心情就会好得多，承受痛苦灾难的能力也能大大地增强。弗兰克医生和难友们谈的道理正是这个意思。
再次，具体到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众多的自杀者有着无数的个人原因，但若从根本原因来看，则在于现代社会个我主义突显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重在发挥个人的能动性，突显个人努力、个人奋斗、个人成功的重要性。所以，表现在人生观上，人们也就自然地认为我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均是我自己的，完全可以凭个人之意志决断。这固然可以充分地调动人的一切心智的能力去打拼，去努力，去获得成功，使生命的功能发挥至最大限度；但另一方面，人们也自然认为我可以对自我的生命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便是轻生也是我个人之事。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人的生命实际上并非是个人的，他是属于家庭和家族的，乃至国家的，这当然容易导致对人之生活权益的一种践踏，但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人们采取自杀的行为。我们现代人当然不应该回到传统社会，但确实可以想一想个我生命与类我生命之关系。
应该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个我的，一直便是类我的。比如人是由父精母血构成，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等等。我们现代人在充分发挥个我生命潜能的同时，应该也必须从个我之生命中体会到类我生命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我之生死决非个人之事，更是家庭的、社会的和大众的。对那些已经自杀者来说，他们也许是一种解脱，可是他或她是否想过自己的亲人和社会的痛苦与问题呢？所以，现代人的自杀问题为何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经济的运作使赚取利润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而个我主义也就弥漫成为现代人整个的人生观。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于把个我之生命与类我之生命相互沟通，个人生存奋斗的同时也要感觉到亲人和他人的作用，从而使自我在生命层面上与所有的人和社会相联通，重建生命中的责任感，重构社会责任感，当然也必须重构家庭的责任感。只有如此，也唯有从生命层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人日趋严重的自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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