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非常紧张。看样子,这个舌头不大听从我的指挥,它可以表达我的意思,但它的那种表述方式完全不是我的,尤其可怕的是那些“附加成份”——我是指语言里那些不是表达思想所需要的多余的东西,说得直接了当一点儿,就是那些脏字眼儿。单凭这些“附加成份”,就足以把我这个国家干部变成个街流子。
所以这次,我没敢立即回答她的话,而是动了动脑子。俗话说,“言多语失”,首先我应该把我的话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原本应该回答她:“很对不起,苏迎的妈妈临时去看一个病孩子,我回到家时她已经留个条子走了。”我决定把这些话完全省略掉,只用点头来回答她的“没在家吗?”接着,我再说一句“您跟我谈也是一样的”,这就行了!
都盘算好,我才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跟他妈的谁谈不一样啊!”
听了自己这句话,我的心往下一沉,觉得全身都凉了。这下子算彻底完啦!
果然,李老师猛地站起来,昂首挺胸,直朝门外走去。
我慌了手脚,跟在她后边喊:
“你他妈的别急嘛,我他妈不是故意的……”
那姑娘连头也没回。我只看见她急促的步子和向后掠动的短发。随着风,飘来她的一句话:
“怪不得孩子满嘴脏话!”
我慢腾腾走上楼梯,肚子里的火气越来越大。到了二楼,我猛然加快了脚步,冲进自己的房间。我从嘴里揪出那个蓝舌头,用尽全力往水泥地上掼去。
那块形状不规则的橡胶般的东西,歪七扭八地在地板上跳了几次,又得意洋洋地跳回原来的地方。我抓起那东西,发疯般跑进厨房,把它放在菜板上,操起菜刀就剁。我一口气剁了几十下,可蓝舌头比一块滚刀肉还柔韧,它不但没断裂,就连一个白印儿也没留下!
我累得浑身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喘了一会儿气,我渐渐冷静下来。
我装上自己的舌头,又在椅子上坐下,开始思考。
根据这几天发生的事和李老师的电话,我大体上把事情勾勒出一个轮廓来:苏迎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蓝舌头,忍不住要试试(唉,我怎么也跟他一个水平!)。怕我和他妈妈发现,他放学就把蓝舌头摘下来,藏在书包里。为了好玩儿,一上学他又把蓝舌头装上(在这一点上,我比他聪明些——我是绝不肯第二次装上它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究竟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见鬼的舌头呢?捡的?人家给的?要说是捡的,谁会把舌头丢了呢?再粗心的怕也不至于此!要说是给的,那就更奇怪:把舌头给了别人,自己怎么说话呢?
我最后找出的唯一合理解释是:那个人也跟我似的,为了这个该死的舌头吃尽苦头,终于下决心扔掉它,宁肯当个哑巴,只用点头、摇头来表示自己的意思……
我找来了躲在街上不敢回来的苏迎,盘问他好长时间。可他好象害怕什么,死也不肯说。我没过份难为他,因为我已经深知,无论什么人装上这舌头,也说不出正经人的话来。
我把蓝舌头藏在我抽屉最靠里边的角上,然后盘算好我第二天应该采取的行动。接下来,我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睡着了。
我原计划第二天再好好跟苏迎谈谈,追查出那蓝舌头的来历,然后去学校里找李老师道歉,并跟她说明事情的真相。
想不到第二天发生的事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
事情是这样的:第二天我中午回到家,把苏迎找来谈,竟发现他满嘴脏话。我吃了一惊,跳起来去翻我的抽屉。抽屉里的东西果然不见了!
我一把揪住苏迎的耳朵,命令他伸出舌头来。不错,在他嘴里的,正是那个该死的蓝舌头!我抓过他的书包,把里头的东西一股脑儿抖落到床上。教科书呀,笔记本呀,铅笔、橡皮什么的散落得到处都是,可就是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揪过他来搜他的衣袋,衣袋里也没有。
“你的舌头呢?”我急得大叫起来,“你自己的舌头呢?你、自、己、的!那个粉红色的,干干净净的!”
苏迎的脸变白了,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
“没……没有了,丢了……”
就这么吞吞吐吐的一句话,也带上了两,三个脏字眼儿。我双手抓住他肩膀,用力摇晃着喊:
“丢了?你!你……”
苏迎忽然“哇”一声哭出来。他不是个好哭的孩子。
我有些可怜他了,于是耐下心来盘问他。
他终于跟我说了真实的情况。
一个星期以前,在放学的路上,他碰见一个个子比我还要高的家伙。那家伙问他,要不要个“好玩意儿”。他从背包里掏出那个“好玩意儿”来,笑嘻嘻地给苏迎表演。当然,所谓“好玩意儿”,就是那个蓝舌头。那么好玩儿,又是白送的,还不要?这就发生了后来的事。今天早晨苏迎上学,乘我还没睡醒的时候,从我抽屉里找出那个蓝舌头,带走了。结果中午放学回来穿过笔杆胡同的时候,那家伙突然出现,命令苏迎把自己的舌头交给他,否则就“宰了”他。苏迎只好给他了。
我气得发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抓到那家伙,弄回苏迎的舌头。可是苏迎提供给我的线索除了身材高,只有“皮鞋是尖的,裤子上头细下头粗,衣服上头粗下头细”。这算什么线索呢?
一连三天,我带着苏迎穿大街走小巷地找那家伙,可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以后的十几天,真苦了我们一家人。我和苏迎的妈妈,自然是急得要死,最可怜的还是苏迎。他原来参加了学校的小剧团,现在一念台词就骂大街,人家自然不敢要他了。课堂上,他本来很爱举手回答问题,可现在哪个老师也不敢向他提问。回到家来,他更不敢开口,想说话时,就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们。问他话,他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我们都觉得他在瘦下去。
一天早晨,我接到一封奇怪的信。信显然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生苏的!响要你儿子的古头明天下午3点中来到群众路
北道饱子甫门口代五千元你不来拉××倒!
信封是白的,上边一个字也没有。信的内容除“××”是代表我略去的两个字外,其余都照抄不误。“古”字我初读误以为是“骨”,心中不免一颤,随后就释然了。信的内容没费太大的力气就弄懂了,地点也还清楚。只是他没告诉我他的特征,也没让我做个标志——比如左手拿一本画报之类。互相不认识,又在闹市,怎么接头?苏迎的妈妈不放心,让我报告派出所,至少也要约几个工厂的小伙子同去。我说:
“这样反倒坏事。行人那么多,他看出苗头,一走而过,以后到哪里找他去?”
我自然有我的主意。对自己的力气和机智,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想好应付的方案。我当着苏迎妈妈的面去储蓄所取钱,又背着她,偷偷地把我学过的几路长拳打一遍。
到了第二天,我把五千块钱装进衣袋,还带上了蓝舌头。这使苏迎的妈妈大为放心。小儿子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可是他的脸上透出了一丝笑容,两眼闪出希望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