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期待的中药材“拐点”终于开始若隐若现。自从国家发改委在7月18日对中药材涨价进行行政干预之后，两年来一路上扬的中药材价格终于开始回落。

在向54家从事党参经营的企业发出的告诫书中，国家发改委要求它们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将囤积的党参卖给药厂，供应价只有市价一半。

接下来的数字看起来很美。来自中国中药协会药材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国中药材市场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五周下滑，总跌幅约在7%左右；商务部发布信息显示，截至8月底，成都中药材价格指数为113.97点，比7月初降低12.28点，降幅达9.73%……

“药你死”对于患者和药企来说似乎不再那么恐惧，而对于囤药者来说，却像是一桩灾难。然而美景只持续了不长时间，而且还布满了阴翳——

尽管太子参等前期暴涨品种已经开始跌价，但被国家发改委严厉查处的党参价格跌幅却十分有限，最近甚至还再度出现了涨价的趋势。经过了两年的“折磨”，制药企业只能在“苦不堪言”中静观其变。

东阿阿胶总经理秦玉峰表示，今年以来，虽然整个行业的产值逐渐扩大，但利润率却在降低，尤其是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两个子行业的毛利率下降最为明显。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成本在快速上涨，特别是中药材原料价格的上涨。这一点自2009年下半年起便出现端倪。” 秦玉峰说，“进入2011年度以来，共有537种常用或大宗中药材梯次涨价，涨幅10%～400%不等，严重压缩了企业经营利润。东阿阿胶生产所用的主要大宗药材中，党参价格由年初42元/公斤（吨价4.2万元）涨至124元（吨价12.4万元），吨差价8.2万元，全年增加成本12710万元；红参价格每公斤由年初140元（吨价14万元）涨至187元（吨价18.7万元），吨差价4.7万元，全年增加成本1034万元；驴皮价格每公斤涨幅15元，涨价增加成本7500万元。”

江中制药原副总经理郭勇也曾表示，他说江中牌健胃消食片中的重要原料已经从原来一公斤20块钱涨到了400块钱，涨了近20倍，直接导致健胃消食片成本翻了两倍。“五年来我们的广告费用也涨了60%，但是健胃消食片的价格，6块5，就是不能往上涨。”

中药材涨价已经不再是某家药企所独自面临的难题，而变成了一个“囤时代”里整个产业共同的困境。2011年4月30日，欧盟《传统植物药指令》正式实施，无一家中药药企通过注册，一年销售额约50亿欧元的世界最大植物药市场向中药企业关上了大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使药企大佬们伤透了心也伤透了脑筋。

为了应对共同面临的压力，2010年4月24日，华润三九、天士力、云南白药、江中药业、东阿阿胶五家上市药企在厦门成立了一个名为“APS品牌药企沙龙”的战略联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们又将康美药业、滇虹药业吸纳入盟，构成“七剑”。

这个联盟的所有成员，除了未上市的滇虹药业外，其他6家市值都超过了200亿元，均属上市药企中的“航母”。

这些大佬们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够“破解中药材涨价困局”，在“药你死”的困局中找到一条真正的活路。

从当农民到帮农民

当人们已经厌倦了“被涨价”之后，似乎只有滇虹药业董事长郭振宇相信涨价是一件好事。他说：“一年多来，中药上游原料价格一直在上涨，有的药品从一公斤几十块涨到三四百块。坚守质量和信誉的品牌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涨价有没有恶意炒作的因素？有。但同时，中药的认可度提升了，政府将中药饮片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中药应用从医疗扩大到了保健和养生，这种供需矛盾加剧了，也导致价格的上涨，我认为这对行业的发展是件好事。”

可是无论对于秦玉峰还是对于郭勇来说，涨价是一种“永远的痛”。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不得不面临着药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压力。当这种压力爆发的时候，就会出现郭勇一般黯然退场的结局——江中制药8月2日公告称，公司于7月29日收到郭勇的书面辞职报告。“郭勇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就在当天，江中药业公布了2011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当中极为引人关注的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健胃消食片销售收入下降了43%。

当郭勇和江中牌健胃消食片都痛苦不堪的时候，他们谁都无法接受郭振宇的“好事论”。

可是人们依旧需要中药，药企依旧需要生产和销售。为了给自己打气，他们喊出了“药努力”的口号，以对抗“药你死”的恐惧。他们希望能够渗透到产业链的上游，通过控制源头的原材料来遏制“药你死”。在“涨价”的逼迫下，他们纷纷变成了种药的农民。

云南白药总经理尹品耀说：“药材的价格和质量对云南白药举足轻重。为了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我们从2001年开始投资建立了2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进行专业化的研究与培育。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当地门户建立了一些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探索出了一些好的合作模式。由于地方农户种植积极性很高，供给充足，解决了多种原料的供给和质量问题。”

三七是云南白药的最重要品种之一，2009年尹品耀他们开始打造一个种植、推广、流通、原料基地、产品研发一体的三七产业发展平台。“经过一年多努力，这个平台运作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尹品耀说。

郭振宇对此的评价是：“关键是我们要形成一个战略储备。很多药材是需要存货的，像三七，需要3到7年才能成熟。当年的药涨价了，我们立马买回来囤着，那不是坐等价格节节攀升吗？”

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表示，天士力在1997年就开始探索药材种植，他们把药材种植当作一个“战术性问题”。

“当农民不是我们企业所追求的目标，现在是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才来这样做。”他说，“未来市场发展需要资源和利益的合理再分配，如果我们企业去把农民的资源垄断到自己的手里，那么农民未来就会跟我们造反，因为你把他们的饭碗抢走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种药，我们要让农民种好药，这是我们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

闫希军相信，一个种药材的地域是需要历史的，需要种药材的文化、习惯，药材才能够种好。“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去培养不同的地道药材，形成一个文化，形成一个药农的产业集群。”

他的观点与秦玉峰不谋而合。秦玉峰表示，中药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原料的道地性。“中药非常讲究地域，你比如贝母，只有四川出产的才能叫川贝，浙江出产的只能叫浙贝。你比如冬虫夏草，也只有高寒地带和雪山草原才会出产。”

闫希军希望能够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药材资源研究平台，一方面能够建立种源库，遴选出最优的种源，然后在全国推广种植，使道地性能够突破地域性；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与其他药企一起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建立一套从种植体系到病虫害防治，从增质增量到SOP（标准作业程序）整个流程。当流程建立之后，他们开始培训农民，让他们分工协作。

云南白药董事长王明辉说：“原料上涨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云南白药每年要花好几个亿收购原材料。去年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幅度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多花了4000万的采购原料成本。我们大家都关心怎么样来保证原材料成本保持平稳，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我们中药的种源，这是我们中药产业能不能持续发展的根本。以我们最著名的三七为例，提高三七的品质很难吗？为什么没有一个生产期号？现在病虫害很严重，类似的中药品种还有多少呢？袁隆平能够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是因为他在怒江找到了野生水稻，通过杂交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怎么解决种源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中药重楼的种源，通过杂交和转化后开始在种源基地进行培植。”

许冬瑾是康美药业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她说康美涉入产业链上游已有多年，她觉得应对上游资源，不应以掌控为目的，因为根本就掌控不了。“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中药产业链的利益共同体。”

秦玉峰所执掌的东阿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是驴皮。“养驴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历史的责任，也是这个品牌药的基础和保障。”

东阿阿胶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养驴探索。秦玉峰说，原来他们是自己建基地养驴，买了地，种了秸秆，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后来他们把地退还给了当地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上游输出技术，下游保证市场，帮扶农民致富”。几年下来，毛驴存栏量开始回升，有的地方领导开始把自己称为“驴市长”，“ 养驴盖房子”、 “养驴上大学”的模式也出现了。

在辽宁和云南的一些地方，他们还和当地政府一起成立了扶贫基金。在新疆的三个基地，他们带动了农民增收5个亿；其中的和田基地，他们以2000万元的纳税额成为第一利税大户。

“我们是设计者，我们不要去种地。我们要把农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让农民给我们干活，也要让农民去赚钱，让农民发展。”闫希军说。“我们不关注这个产业链上各自的利益问题，未来我们的品牌药照样做不好。”

从建基地到建平台

许冬瑾认为，中药材价格的上涨除了通胀和炒作因素外，还有流通的因素。“现在很多药材由于流通链很长，直接导致了它的价格不断上涨。”

她一直希望能够整合几大药材市场，建立一个交易平台。“如果我们能够组建一个品牌化平台进行交易对接，就可以撮合各方的利益，减少中间流通的过程，形成一个诚信机制。”她说。

许冬瑾 药材交易平台的建立，也需要信息化的建设。现在很多药材为什么会暴涨暴跌？我们做过研究，它背后的因素是信息不对称。药材生长要有一个周期，这会影响未来价格的波动。进行信息化的建设，让价格形成更有机制，这样可能会对产业有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参照。

中药材可以实行延期交易机制。大家也没有必要全部都去做囤积，交易平台后面跟着建一个物流平台，这样就形成了仓储，有些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平台来做延期购买，这样可以锁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进行生产和组织。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去促成国家储备制度的建设。

中药材的品种有上千个，我们各个药企能用的最多也就是两三百个，我们不可能每个都做，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可具规模的进行种植，这样可以使整体的产业链更加良性地去发展。

闫希军 我们能不能从十大、二十大的重大药材中选择一些进行集中种植和交易？我们这些上市公司可以组建一个职业化管理团队来建设药材基地，培训农民帮我们把药材种好，然后确定价格，所有药品进我们的储备库储备，交易商则必须到我们的库房去批发。我们现在的交易中心都是乱的，就是没有统一的储备，没有统一的价格调控。

秦玉峰 康美已经走出去一步，不但有交易平台，还有原料基地。我想我们七家企业可以成立一个小组。我们就从甘肃定西开始进行尝试。很多家企业都在定西有基地，如果我们整合起来，和甘肃省政府谈，和定西政府谈，或和每一个县政府来谈的话，力量就会很大。

郭振宇 中国6000多种药材，产地都不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定价权。我们建立药材种植基地，采用的是传统的门户做法。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合作起来。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可以通过整合上下游的资源，以最低的成本给消费者带来最高的价值。所以我认为掌控产业链在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国内建设的基地，真正成功的，有几个？为什么中药走不出去？我们没必要说中国GMP标准是中药西化的标准，不是真正的标准。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标准，药材的标准化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郭勇 长远来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中药原料的系统管理问题。中药原料就是中药企业的粮食，必须吃，每天都要吃。国家对粮食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粮价不会猛涨？为什么每一年的粮食能够供应全国13亿人民呢？这里面有系统的管理办法，我们完全可以参照它的管理办法。谁来做这类事情？难道各个企业自己去种药材吗？让国家认可中药原料的价值体系，才是根本办法。首先要让国家认识到做这件事情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第二，我认为国家动手，才是最有力的。如果把箭头指向中药管理的话，两三年它就像粮食一样管理得持续稳定。我们应该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去发现，有这种意愿，愿意并且有能力来做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办法。

郭振宇 我们的产业政策的确是有问题的。我回国8年了，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个产业有问题，现在看到是我的头上长角了，才知道有问题的不是产业而是政策。我们要想办法代表这个行业发出声音，来完善这个市场。保障消费者的用药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在掌控资源方面我们可以合作，我们要告诉消费者，品牌药品使用精心选出的优质药材，以保证质量和疗效，绝对不是一般偷工减料的药品可以达到的。

邱华伟 从标准，从品质认证开始，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