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药企爆料：外资高价药入医保导致无底洞

跨国药企方反驳：新药不进医保普通人不能公平享受较好治疗方案

1.3亿元，广州市人保厅近日公布的医保缺口数据，正在成为本土制药企业抵御外资药企侵吞市场份额的又一“利器”。

高伟(化名)，广州某医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日前他将一份广东省药学会2011年单月样本医院用药统计数据发给了媒体。他称，这么做，不单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中国本土的医药产业。

该数据显示，单月销售前55名的药品中，外资药占了29个，而这29个当中不少价格昂贵的品种在近几年都已经悄然进入了广东医保报销范畴。在高伟看来，在可报销和允许15%加成的刺激下，患者、医生和医院都会偏爱外资高价药，而倘若长此下去，医保将成一个无底洞。

1.3亿元亏空“悄然来临”

8月4日，广州市人社局召开新闻通报会，公布居民医保基金实际缺口达1.3亿元。

依照该局的说法，事实上早在2010年社保年度缺口就已达1.3亿元；2011年应该不少于2010年。

由于上述巨额亏空数据公布，恰逢《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草案)》(下称《条例》)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上征求市民意见，坊间多认为数据旨在为新保险条例出台铺路。依照草案，广州城镇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拟由10年延长至15年。

当然，主导修法工作的广州市法制办则并不认可上述猜测，强调提高缴费年限并不是因为医保资金出现缺口。

不过，这一数据的公布，还是在制药行业炸开了锅。近日，记者正式收到了前述“2011年单月样本医院用药统计数据”。在不少本土医药企业看来，医保的亏空与外资高价药入医保不无关系。

外资贵药是罪魁祸首?

阿斯利康规格为250mg×10片/盒的易瑞沙(吉非替尼)在广东的“单价”为5500元，诺华规格为100mg×120粒/盒的格列卫(伊马替尼胶囊)在广东的“单价”更是高达16000元。但这些药物均已“有条件地”被纳入到了广州医保报销范畴。

依照广州多家医院医生的说法，“格列卫作为化疗药物目前已经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广州地区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病人和门诊特定项目病人均可按乙类医保药物进行报销”。抗肺癌的靶向药物易瑞沙，这一单个病人每月用药花费15000多元的药物，“从2010年起，只要符合条件的广州医保参保人都可以获得这种药的报销，报销的条件有两个，第一是患者被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第二是患者要做一个名为EGFR的基因检测，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证明病人服用这类药物的有效率较高，即符合医保报销的条件”。

事实上，近几年来还有不少价格昂贵的慢性病治疗药物也被间接纳入了广州医保的报销范围。以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波利维为例，因为有了“门慢”，而销量大增。南都记者拿到的“2011年9月药品销售200强名单”显示，波利维以“1150.57万元”位居第二。公开资料显示，早2010年10月之前，广州市即已经将冠心病纳入慢性病报销范畴，2010年10月后又将“心脏瓣膜替换手术后抗凝治疗”纳入。而波利维正是上述两个慢性病的专科用药。

“上述数据仅是单个月的销售额，如果乘以12，那就是1个多亿。”高伟称，这一广东省内约90家样本医院的数据当中，其中，广州市的样本约占了一半。

新药在华报销已滞后国外8年

有意思的是，与本土药企抱怨外资高价药掏空医保同时上演的，还有跨国药企利益相关方发出的新药入医保速度过慢的抱怨。

8月10日，跨国药企在华的一家协会联合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在中国新上市的诸多创新药物中，仍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招标和报销滞后等市场准入原因，患者获得可报销新药的时间平均比其他国家晚8年左右。

研究指，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患者无法及时获得最新最有效的治疗药物来控制病情，同时也削弱了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动力。有外企人士解释，新药不能进医保，就意味着普通收入人群不能享受到较好的治疗方案，这不公平；同时药品总销量上不去，也不利于鼓励企业研发。

“在过去的5年中推出的新药物，只有20%在第二年取得了在11-13省的准入。总体来说，国外的新药在中国上市，相比在其他国家晚了约4年，医保报销又滞后了4年。”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张猛说。

前述跨国药企在华协会的负责人也称，医保报销对新药的准入滞后问题需要被探讨:“这些贵的新药，很多癌症的药，很多抗体药，国家也意识到这种药很多是救命的药，但是由于研发费用昂贵，上市之后这个药品费用也比较高。中国虽然在2009年就早早提出来了谈判机制，到2012年国家层面也没有启动正式的谈判规划，所以对新药来说，特别是对生物药来说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医保“保基本”还是“全面保”?

来自广州市人保局早先的数据，居民医保基金在2008年尚有4467万元的结余，为何从2009-2010年度，2年间突然就出现了1.3亿元的缺口?人社局的说法是，医保基金出现亏空的原因十分复杂。

不过，亏空却是早有预期。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在2010年“门慢”等三项待遇提高时，就预计医保基金每年将增加支出5亿元左右。

事实上，业内对医保制度究竟应该是“保基本”还是“全面保”的问题，一直颇有争议。

新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玲在京召开的第八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就曾直言:医保制度应该保基本，目前一些地方保得太多了。

“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本？我们有没有给基本一个定义?因为在医改的过程中，我自己不是很清楚什么是我们的基本，比如说北京上海的保险现在连器官移植以及随后得药物都包了。医疗需求是刚性的，怎么来改变未来，这是很大的挑战。”李玲如是说。

在她看来，未来的医保报销制度就应该像飞机上的经济舱、公务舱、头等舱，经济舱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政府应该确定，然后中央政府应该支付更多的钱对它进行融资；公务舱应该是选择性的，可以让省政府去负担更多的筹资责任；而头等舱应该完全是由个人通过商业保险支付。

国内创新药物企业浙江贝的副总裁兼研发中心主任谭芬来则向南都记者坦言，创新企业辛辛苦苦做一个新药出来，却很难进入医保，最终若使得企业连投资都拿不回来，中国的药物创新也许将难以为继。

而在广州一些从事仿制药药物的企业看来，医保是一个广泛覆盖的基本保障体系，报销政策应该向质量可控的国产仿制药倾斜。

“谁能做到与一流企业一样的标准，就给与一流企业一样的价格，我想会有很多企业去做。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医保与招标是分开的，你想药品不贵是不可能的。我们期待决策层从高端医院用药格局已经被外资近乎把控的现实，从国家医药产业安全的角度，制定医保规则。”该家企业的老总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