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是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从未发生过断裂的文化，几千年来，它始终因循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的原则，记录着人们探索自然及人文的艰辛历程，而中医学（古代称之为医道）这门关涉宇宙与生命内在统一性的性命之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独特的文化创造，在认识生命的本质、规律问题上，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个性色彩，以其丰富性、多义性及博大精深，而成为东方文化这个"东方之谜"中的谜中之谜。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医与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明确中医文化的内涵，探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的心理文化背景、哲学基础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揭示中医学发展中的内在和外部规律。从文化角度讨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及其不足，为中医理论的深层次科学研究提供自身的思维模式，为中医未来发展提供战略规划报告。
    如果从中医学源流的初始、发展、与定型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天人文化指以伏羲画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原始的，质朴的，是科学而哲学的文化，并经夏商周三代演化为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在此阶段，医巫不分，如同巫与王室的结合，医学亦掌握在帝王手中，实际上，最早的巫聪明、勇敢，是富于献身精神，有着强烈的追求真理的信念的人。他们必须具备圣人、智者的资格，博闻强记，无所不晓，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又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于是黄帝习云师而为导引，大禹为禹步，汤以身祷于桑林，神农尝百草。作为中华民族经典的《易经》更是"人更四圣，世历三古"，经伏羲画八卦，文王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受到上古、中古、下古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与作用。
    此阶段的文化经典称为三坟五典，三坟指伏羲、黄帝、神农之书，五典的指称则很能说明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如孔子从上古文化的代表性上认为五典指尧、舜、禹、商汤、周文；阴阳家则将古史五行化，五典指伏羲、黄帝、神农、尧、舜；《吕氏春秋》亦以五行、五方规范古史，视五典为黄帝（居中，为土德）、伏羲（居东，为木德，称青帝）、炎帝（居南，为火德，称赤帝）、少皋（居西，为金德，称白帝）、颛顼（居北，为水德，称黑帝）。中国文化成型期的代表作《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黄帝为五帝之首（其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青阳与昌意，昌意生子高阳，即颛顼（实为黄帝之孙）。颛顼崩，青阳之孙高辛立，即帝喾（实为黄帝之重孙）。帝喾有四妃，其子皆有天下，元妃姜螈生后稷（周祖），次妃简狄生契（殷祖）， 次妃庆都生帝尧，次妃常仪生帝挚。继帝喾位者为尧，继尧者为舜，舜表面上出身寒微，实际上，据司马迁推算，舜乃昌意之第七世孙，即黄帝之第八世孙。我认为，《史记》如此整合历史，意义有二：（1）不仅确立了黄帝在政治、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而且把不同文化因素从血缘根基上统一起来。如果说三坟本来代表着一种多元的文化组合，那么《史记》作为大一统政治下的产物，则故意将历史纳入黄帝的羽翼之下，将我们从伏羲、女娲的后裔变为黄帝的子孙。（2）司马迁或者是从五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着眼，来重新评定历史。如黄帝平定蚩尤、置百官、封禅造历等，正是"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孔子）其开创之功，功不可没。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并在黄帝的基础上扩大了疆土。帝喾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在文化上更是功勋卓著，他确定历法，敬授民时，定一岁为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并且以德治国禅让天下，确立刑法而殛鲧等等。舜以孝德取天下，扩疆土于夷蛮，命大禹治水、命后稷播百谷以济民、使契敬敷五教、以伯夷典礼、燮典乐、、、、至此，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及法则已全部显现，如同舞台已经搭就，剩下的就看后人的发挥与表演了。
    天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确定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古希腊文化为首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否定自己已经认识的事物以求得进步的否定型文化，是一种以支流而汇百川的形式向前发展的文化，而中国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作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它利用中国汉字语义的多义性、模糊性、秘藏性等特点，以物喻象，取象比类，它的思维的起点不只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断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求知的方法不只是推理，而且是模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类型的确立，使得东西方在文明形成之初就打出了自己为之战斗的目标标语：西方是"认识你自己"，强调本体及个人意志的张扬；东方是"天人合一"，执着于天道与人道的和谐。

    文化的基因是"象"与"数"
    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都重道、重神、重无、重和谐、重势，其核心则是"象"与"数"，如果对"象数"无知，则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无知，更不能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中医学。
    所谓象数思维是以阴阳义理为内容，以学术符号为形式，既有文字体系，又有符号系统，二者同质同构，不仅有价值理性，还有操作系统，其中神秘的教义和对经验知识的具体科学的组织概括及整理始终互相作用着。《左传》言："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系辞传》说："天垂象，现吉凶，圣人象之。""象"指的是经验的形象化和系统化。"象"的特征是动态的，不是单纯地模仿其形，而是模仿其变。象还是全息的，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就中医而言，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五藏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活动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象"的本质是重视具象的知觉，它要求人的领悟性、观察力、概括力及诗性。如果不懂得以物喻象和取象比类的方法，则无法真正理解中医学。比如五行作为一个大象，它在《内经》中的成功，就不是物理学家的概括，而是哲人对世界的感觉分类，是哲人对世界上的物质及其性情的感觉分类。而感觉的相似、感觉的类同、感觉的相通，必然有着深刻的生理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的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直观生命的体验，是我们领会《内经》文字的真正出发点。
    "数"则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应用化和实用化。在中医传统文化中，有以《周易》为代表的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体系的二元序列；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元序列；在中医体系中，既有阴阳二元、三阴三阳三元序列，也有五藏五行、五元序列，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认识"自然"的无限的变化过程，并从中引导出数与序列，即规律。它不同于西方的数学概念，它不是描述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是描述时间方式和运动关系。
    中医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中难以被人接受，主要是因为象数思维和五行宇宙模式既包含有理性，也包含有非理性因素，以及它们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作为系统的客观运转，二元、三元、五元序列都不无显示了古老的中国智慧 ，而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天人感应和五行形式上的简单齐合性，则将中华文化及中医文化推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境地。
    2.3.3.1 文化的归宿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钱穆），也是中医文化的一个核心。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人自我修养的目的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或佛家的"自了汉"，而是使自我求得在人伦秩序与宇宙中的和谐。而这也是中医学最终目的，即中医学关注的是人生命过程的自我实践，自我发展与发展的和谐。中医学行为的重要作用目标是发展中的生命运动过程，而不是直接针对实体结构与具体的病因、病理。它是人的医学，而不是西方医学的"治病"的医学，这也是中医学作为未来生命科学的优异之处。
     但天人感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宇宙图式及世界观，成为一种极为顽固的思维习惯，则使得它的科学成分为其负面因素所抵消，它的封闭性的自我满足感和否定进化的循环性，以及否定个性的秩序性和形式上以齐合性，都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为封建一统文化的特性。
    《美国物理学杂志》曾言，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的探索目标。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问题正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显出其特异性和无可比拟的一种优势，而所有这些特点在中医学中均有所体现。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哲学应从医学开始，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因为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而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自然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生命科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