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独特的针灸疗法，历史已很古老了。它以操作简便、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几千年来，针灸疗法不仅在中国人民医疗保健上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很早就流传到国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信赖。

    针灸疗法包括针刺与灸灼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它们本来并不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它们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相一致的地方，即都是按照中医的经络学说，选取有关的穴位进行治疗的。而且，针刺与灸灼治疗又逐渐地互相配合应用，《内经》所说的“针所不为，灸之所宜”⑦，也正是这个意思。于是乎，针与灸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并驾齐驱。

    针刺的用具，起初并不是金属制成的；而是石质的，称为“箴石”、“砭石”。《山海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就是针的意思。《内经》说：“东方之域……其病皆痈疡，其治宜砭石”。公元2世纪，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说：“砭，以石刺病也。”也就是说，用尖锐锋利的小石片，刺压或刺破人体的某部体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由此可见，“砭石”是最原始的针刺治疗用具。其后，还有骨针与竹针等也被用作针刺的用具。此外，在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烧制陶器的技术之后，人们曾经采用过陶针治病，这是利用比较尖锐锋利的碎陶片，浅刺身体某些部位，以达到治病的目的。

    此后，冶金术的发明，不仅为制造各种金属质料的针具如钢针、铁针、银针创造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制造各种用途和各种形状的针具提供了条件。在《内经》中曾记载了古代"九针"的形状、长短与用途。

    古代的九针(见图)为：1、圆针(针身如圆柱状，头部呈卵圆形)主要用于按摩穴位；2、锋针(针身圆，针尖三棱形，有锋刃)用于刺血；3．圆利针(针身稍粗，针尖圆而利)用于急刺；4．箭针(针的头部膨大而尖端锋利，形状象箭头)适于浅刺；8．毫针(针身细，象毫发)应用广泛；6．提针(针身较为粗大，针尖稍钝)用于按压；7．铍针(针身象剑，两面有刃)用于切开排脓；8．大针(针身较粗，针尖略圆)有时用于刺治关节疾患；9．长针(是九针之中针身最长者，约20厘米)用于针刺肌肉肥厚处。

    九针的应用，不仅增加了针刺治疗的种类和方法，扩大了针刺治疗的适应症，而且还提高了针刺治疗的疗效。因此，九针的出现，成为古代针刺治疗在技术和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灸灼疗法，其起源是古人在围火取暖的过程中，发现它能消除身体某些病痛；或者在利用火的过程中，有时体表遭到灼伤，却反而减轻了其他某种疾病的症状，因而逐步发展为灸治的方法。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四种古代中医书。这些医书中记载有经脉内容。据中国医学史研究者考证，它们是迄今所发现的记载经脉的最早实物资料。在这些古代医书中，载有灸法，而没有谈到针法。

    用于灸治的材料，并非一开始就用艾叶，而是多种多样的。最初阶段只是用一般的树枝和杂草灸灼，后来发展到木炭灸、竹筷灸、艾灸、硫黄灸、雄黄灸、灯草灸等等。使用得最多的是艾灸。

    古代人民经过长期医疗实践，认识到艾灸具有许多优点，并且还认识到，保存了几年的艾，比新鲜的艾，有着更好的医疗效果。战国时代《孟子》一书中，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由此可见，至少在二千多年前，用艾治病已经相当普遍了。

    用保存了几年以后的艾施行灸灼治疗，火力较为缓和、均匀，它所产生的温热感，能直透肌肉深层组织。艾的功效，在中国历代医学文献中屡有介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艾有"温中、逐冷、除湿"的功用。中国民间很早就知道燃烧干艾可以驱蚊。现在科学实验证明，艾叶含有挥发油成分，熏艾叶对某些致病的细菌，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杀灭或抑制作用。由此可见，用艾施行灸灼，的确有着许多优点。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使用针灸治病取得显著疗效的病例，见于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据载，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后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病人终于痊愈。扁鹊救活尸蹶患者的事迹，在当时大为轰动，被誉为有"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了华佗应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症取得良好效果的故事。

    有关针灸的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文献有过很多记载。早在《黄帝内经》里，谈到针灸的内容己相当多了，尤以其中的《灵抠》部分，对经络学说、穴位、针刺用具、针刺方法、针灸适应症与禁忌等，叙述很详，它初步奠立了针灸学的基础。因此，后来《灵抠》曾被人称为"针经"。

    中国古代人们经过长期医疗实践后，发现在某一个穴位针刺后，所产生的酸、麻、胀、重的针刺感应，往往是沿着一定的方向传导扩散。久而久之，又发现有些穴位，在被针刺时，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作用。于是将这许多有类似作用的穴位联系起来，由点扩展到“线”，产生了"经络"的概念。同时，由于在某一个穴位或几个穴位施行针灸后，能够医治其他部位或某个内脏的病痛，因而认为“经络”是人体的体表某些部位与其他部位之间、某些内脏与某些体表之间的特殊联系。所以《灵枢》说经络是"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

    古人把纵行的“干线”叫做“经”，它含有“径路”的意思；把从“经”分出来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支脉叫做“络”，它含有"网"的意思。中医经络学说认为，人体通过这许多纵横交错、内外贯通、遍布全身的“经”和“络”，构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认为它对于调节、维持人体的各种机能具有密切的关系。

    《内经》中谈到了针和灸在多方面的治疗作用。其中一个突出的治疗作用是针刺可以广泛地用于止痛，常能获得"针到而痛止"的独特功效。《灵枢》的经筋篇中屡次提到"以痛为输"。在这里，"输"是穴位的意思，也就是说直接在疼痛处取穴扎针的治疗方法。

    公元283年问世的《针灸甲乙经》，是现存第一部系统的针灸学专著，系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所编著。作者本来不是从事针灸医疗工作的，因在中年时期患了“风痹”症，深受疾病缠扰之苦，于是钻研医学，特别学习了针灸学。他总结了前人针灸学上的成就，选辑《内经》中分散在各篇内的有关针灸的记载和论述，给以系统的整理。并且参考《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依照头、面、胸、腹、背等部位记述穴位的方式，以及该书所列举的许多疾病施行针灸治疗的方法，结合作者自己的实际经验，编著成了《针灸甲乙经》。书中记载有340多个穴名，共640多个穴被。并论述了针灸的理论、操作、适应症与禁忌等。这部书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独特的针灸疗法（续）

    到了唐代，针灸学的发展主要有两个较突出之处，一为彩色经络穴位图的出现，二为针灸正式成为独立的专科。

    唐代明确记载经络穴位彩色图的是《备急千金要方》，书中说"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中国针灸学的经络穴位图，本来在《备急千金要方》之前早已有了，只是似乎还无彩色图。而且，由于经历了若干年数的多次辗转描绘，使得一些经络穴位图产生了某些差误。因此，孙思邈依据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名医甄权等人所绘制的经络穴位图为基础，新绘制了彩色的经络穴位图。很可惜的是，上述彩色图后来也未流传下来。

    谈到甄权，《旧唐书》里有他的传记。他之所以学医，是由于母亲患病，后促使他在医学上很有造诣，对针灸术也很擅长。当时鲁州刺史库狄嵌两手苦于"风痛"，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于是嘱患者手持弓箭对准靶，然后针刺其"肩髃"穴⑦，随即嘱患者引弓试射，果然患者能两手毫无阻碍地引弓而射。

    针灸学在唐代成为独立的专科，这可从当时"太医署"的分科情况得到证明。太医署的针科还专门设置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等，负责针灸科的教学与医疗工作。

    继唐代之后，针灸学在宋代进一步取得显著的发展，主要有下述几件事例可以说明：一是在公元1026年，有一部全国性的针灸学专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问世。这部书是当时针灸学家王惟一所编著。作者对10世纪以前的中国针灸学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总结后，在书中记载了经过考定的穴名350多个，穴位650余。并叙述了针刺的深浅、针灸疗法的功效等。

    二是《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编著完成之后不久，其内容曾被雕刻在两块六尺多高、两丈多宽的石碑上，该碑树立在汀京(开封)，供学习针灸者拓印使用。

    三是王惟一在著书的同时，还主持设计铸造了针灸铜人模型的工作。他在铸铜工匠的帮助下，于1027年首创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铜人体表有穴位与穴名，从而使针灸的穴位有更为明确的标准。

    此外，说明针灸疗法在宋代比较通行的，是当时统治阶级除接受针灸治病外，还加以倡用。据《末史·许希传》讲到，在景祐年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患病，宫廷里的医生给他用药治疗，总不见效。后有人推荐一位名为许希的医生。许希诊过宋仁宗之后，说："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皇帝周围的人听后，均认为太危险了，都以为不可。接着，宫中的人以自身先试。结果，"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

    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之后，特封许希为翰林医官，并给以奖赏。许希认为扁鹊在医学上甚有贡献，要求以自己所得的奖赏作为兴建扁鹊庙之用。宋朝廷同意许希之请，在汗京城西隅，建造了扁鹊庙。

    从上面所谈到的几件事，可以看出针灸疗法在宋代的发展盛况及其所受欢迎的程度。

    元代针灸学的主要代表著作，是14世纪医学家滑寿编著的《十四经发挥》，书中对全身十四经脉作了较详细的注释和发挥，并补充记述了一部分穴位。

    明代在针灸学上有较大贡献者是高武与杨继洲。高武在公元1537年编著完成《针灸聚英》，内容包括经络、穴位、治疗各种疾病的取穴法与针灸操作法。书内还有作者加的按语，以说明自己的见解。而在此之前，高武编著的《针灸节要》，是将《内经》等中医著作中有关针灸的重要内容摘录汇集而成，简明扼要，便于初学针灸者阅读学习。此外，高武也设计铸造了男、女、儿童的针灸铜人各一座。

    16世纪末叶，杨继洲对以往的针灸学著述与文献作了广泛的搜集和辑录，他结合自己对历代针灸学著作的学习心得，以及自己多年从事针灸临床医疗的经验，编著了《针灸大成》。书内记载并注释了好些针灸著述的重要内容，论述了经络、穴位、针灸操作手法、针灸治疗适应症及病例等，同时还介绍了针灸与药物综合治疗的经验。《针灸大成》所收入的古代文献资料有不少是原书后来失传了的，因此，这部书对于研究明代以前的针灸学很有参考价值。

    19世纪初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打击，他们搬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谬论，于公元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清末的医科考试，甚至取消了针灸科目的试题。

    然而，由于针灸疗法是合乎科学的医疗方法，适应着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所以它始终能在民间广泛地应用和流传。新中国诞生后，针灸疗法获得飞跃的发展。广大医务科技人员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发展并创造了指针、耳针、鼻针、面针、梅花针、头皮针、火针、电针、水针以及腕踝针等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

    在这期间，针灸学的一个突出进展是"针刺麻醉"的发明。针刺麻醉不仅丰富了针灸学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临床麻醉学的内容，它给医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有关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对医学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有些医院，对一些腹腔大手术的病人采用针刺麻醉，病人手术后可以进食，可以下床走动，废除了"禁食"和"插胃管"的陈规，加速了健康的恢复。

    1970年以来，中国的兽医工作者，把针麻应用到马、驴、牛、猪等家畜外科手术中，获得良好的效果。这种在兽医学上的医疗实践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针麻的镇痛作用，的确是有着生理上的基础的。

    然而，针灸疗法和针麻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如对于穴位、经络的实质，对针灸治病与针麻的原理，都有待于从理论上予以阐明。此外，在运用针麻施行手术时，有些手术中所存在的镇痛不全、肌肉紧张、内脏牵拉反应等问题，还需要更完善地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