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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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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中国医学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361年后，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又被后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病毒。
2003年4月下旬，新加坡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陈鸿能博士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李经纬教授打来电话，推荐用“达原饮”预防非典，“效果很好。”“达原饮”正是吴又可的那剂药方。其时，非典型肺炎正在北京等中国20多个省市以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肆虐。
研究中医史已45年的李经纬告诉记者，当初吴又可是在瘟疫初起、病因不明的情况下，用药清热利湿，调节人体功能平衡以防病治病。“这与非典的情形类似。”
非典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中医药专家就通过媒体向公众提供了多个预防药方，药店的煎药机24小时运转，中药企业成为非典时期不衰反荣的行业之一。
人类与疾病的角力始终是一场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积累的医术，使后世更多生命得以挽救。在中国这个如今已有13亿人口的国度，传延数千年的中医药不啻为一个范例：从传说中神农氏遍尝百草到上世纪初，五千年除病济世的重任始终由中医担当。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到公元1840年，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中医药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
“古人非常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负责人梁峻对记者说。据介绍，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是一条漫长之路。最初，古人把烈性传染病的传播误认为是其载体“风”所造成，称之为“山岚瘴气”;东汉末，被中国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提出了《伤寒论》，对外感热性病的发生、症候群、疾病演变过程总结了若干规律，确立了中药辨证论治的原则，使《伤寒论》成为中国首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末，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戾气”说，认为戾气是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有多种类型，从口鼻侵入人体，引起不同的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