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会说我的地盘听我的，但你在中国不能太有个性。大公司就像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农业大国，你处在这样一个环境，要去收敛自己，就很辛苦。小公司有活力，像我这种人，反对专业分工，我觉得那是磨灭人性的，不能让专才去做通才的事，也不能让通才做专才的事。所以，我现在做事都是小团队，我不会把要做的几个事情并在一个公司，一个团队里去做。

做传播智慧的人

离开百度时我给自己规划了三个目标：传播中医文化，开空中学堂《国学堂》，还要开中医馆。现在北京开的中医馆，请了两位老中医，是我想象中体验极好但又很古法的一个药房，以后会做全国连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支持，我希望能做到1000家。我曾经想以基金会的模式传播中医，但后来发现，除非我像比尔·盖茨那样有钱，可以烧钱。所以，选择做了药房，我愿意把这个模式输出。

对一些有趣的项目，我也会参与投资，比如旅游、健康。我去了趟不丹，见到不丹的一位国师，他提出用幸福指数作为一个国家的衡量指标，他对西方经济学、政治学都很有研究。有一天，我和沈灏(21世纪报系发行人)聊天，说起很想把对方请到中国来做研讨会，沈灏说他来请，结果还真请到了，这就是念力。

我们还有一个道家修炼课程，带我们的客户去缙云山闭关7天。一碗粥，9颗花生米，吃40分钟，每一口嚼36下，没吃完就打饱嗝了，在道家看来，其实身体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另外，还有一家基因检测公司，我给它的定位是“洞见人生因果”，投资这家公司让我很兴奋。当你对基因真正有了研究了解后，会发觉需要有信仰，因为你完全不能解释同样的父母生出来的小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只有一个原因：他被注定是这样的。

有人质疑我从事传统文化传播的动机，我能有什么动机呢，沽名钓誉?我不要名，我以前就出名了。至于赚钱，合法地去赚钱，这不丢脸。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就应该受到表扬，要是什么都不干就炒房炒股，那样好吗?

近些年中医也是很受争议，我的许多朋友也不相信这些。我们的种族是绵延最长的一个，春秋战国时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西医传入中国不到100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医，首先了解中医和中医师是两个概念。中医是一套生命学的体系，中医师随每个人自身的法门、能力、机遇而有所不同。

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人在相信中医和国学，你去看一下北京大学的国学班，前几年学费两三万，现在八九万，而且受众也不局限于企业家、名人圈子，要不中医类的书怎么动辄就卖到几百万册?

以前，我把主持人当成一个职业，其实也是一个法门。生活上有什么机缘让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正好有利于另一个事情传播的，你就去做。中国文化是不分科的，《黄帝内经》在本质上是关于宇宙与人的关系的，只不过它采用了身体法门。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传播者，其实世界上的东西就是一通百通，你明白了它背后的逻辑，不管是做节目，还是管理公司，做投资，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很从容，这就是中国智慧。我从百度出来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有智慧的人聊天，把他们的想法分享给更多的人，用我的能力，能救一个救一个。我不是救世主，是这个智慧可以救世。

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很辛苦地去工作，任何人都是，只要你减少一点点消费欲望就好。我是学广告出身的，消费欲望就是一个骗局，忽悠人买东西。难道我们需要那么多手机吗?工业文明释放出来的是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这样一个逻辑，大家就被裹挟在其中，媒体会被商家包养，企业又被资本家驱使。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新概念?因为新的媒介产业逻辑就是要创造新的东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能创造新的东西。这就叫“名可名，非常名”，我们执着于名相，其实它仅仅是概念而已。我以前也是创造概念的人，我知道它是个骗局。

悄悄活着防止过度成功

在中国变成有钱人其实很苦，越成功就越有舆论希望你“死”，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个“死”是有引号的，是人们在等着你出错，比如一个成功的公司出现问题后，大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再比如，你取得一定的成功后，各种部门高管的子女就会要求来你这里上班，你要是得罪了对方，就会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