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必须终身学习。在成为医生之后，他还将为每年25个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而努力。由此，继续医学教育的成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冲突也成为医生的烦恼。

在继续医学教育上，医生伸出去的手还有些不好意思，而制药公司给赞助的心却坚定不移。在制药公司看来，他们参与医生的教育不但有益，而且正当。由于他们的赞助，医学才得以快速向前发展，医生才能够拥有最先进的诊疗技术。在缺乏资金投入的中国尤其如此。尽管一些人也承认，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有夹带私货、推广产品的行为，使这项“高尚的事业”不受尊重。

医生的奢望

目前，医学卫生人才的培养需要经过三个相互联系、但目的和对象又不完全相同的阶段——即院校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以及继续医学教育。这三个阶段组成的医学教育连续统一体，已得到国际医学界的普遍认同。继续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层次，通过实行学分制而贯穿于卫生技术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

在中国，由于继续医学教育长期面临经费短缺的局面，医药企业的商业赞助便乘虚而入，逐渐踏进该领域。一项针对北京地区28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调查显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有商业赞助的多达63.4%。这对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此，医生的态度是且喜且忧：有人给自己的学业埋单自然是好事，可是，如果一些附加条件与自己的良心相违，又令人烦恼。上述调查也生动地显示了这种矛盾的心态：88.7%的医生认为，商业赞助对于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很有必要;66.8%的医生又感到，商业赞助不可能自愿无偿。

“不少医务人员反映，一些制药企业组织的学术活动议题过分局限，只讲跟产品有关的话题，而且只讲或多讲对其产品有利的观点和证据，在个别情况下，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有明显的倾向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贾继东说，企业毕竟是要有商业利益的，其赞助动机不会跟学术界完全一样。

为着两全其美的安排，有医生提出，制药公司给赞助可以，但是不得主宰或干涉学术内容，商业利益必须被隔离在学术大门外。贾继东说，在选择学术交流的主题、邀请演讲者及确定具体内容等方面，应该完全由独立的专家学术委员会决定，整个会场内不应该有任何产品展示，还应借鉴像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要求学术报告者必须说明本人和医药企业的任何经济和业务联系。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副会长贾明艳提出，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出台赞助继续医学教育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规范赞助范围。

药企的盘算

和医生的矛盾心态不同，制药公司则毫无纠结。它们坚持认为，当下，制药公司已经成为医生继续教育的一份子，是能够不带商业目的、毫无偏见地完成“教育任务”的，哪怕赞助的经费全部来自于销售预算。

先声药业总裁任晋生告诉记者，从世界范围内看，制药公司参与到医学学术领域是一个大趋势，在中国还算是起步晚、介入比较少的。当前，制药公司的赞助已经成为医学发展和医生教育的主要保障之一。这是制药业对社会的另一个贡献。如果法律禁止这么做，那对整个生命科学发展都是有害的。“当然，有的制药公司太功利了，赞助了就要求多开自己的药，这就难免让医生心里不舒服。制药业也要看得更长远才行。”

对于某些关联性质疑，制药公司也试图让人们相信那也是无可非议的。默克雪兰诺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与首席医药执行官吴健宇认为，很多时候，将医生的学术教育和药企的营销推广分开是困难的。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专注的领域，在自己的领域内组织资源是便捷的、有效率的，那么一个自然的结果是生产某种药的公司更愿意在相关领域投入。默克没有治疗糖尿病的产品，对糖尿病也不熟悉，要搞一个糖尿病方面的学术会议必然事倍功半;默克有优甲乐和赛治，一直处在甲状腺疾病的研究前沿，也拥有大量的人脉关系，办一个甲状腺方面的论坛肯定事半功倍。因此，有时候赞助不得不跟公司的专业能力合在一起。

一些卫生官员也承认，医学教育和研究已经变得无法离开制药公司了：“企业资助医务人员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既是国际惯例，也是企业回馈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许多国家，医药企业给医院或医生提供这方面的资助是允许的、合法的。”

据悉，卫生部的一些学术项目背后，也有制药公司尤其是跨国巨头的身影。

游戏的本质

问题是，学术教育和营销推广真的不需要分开么?《制药业的真相》的作者玛西娅·安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制药业赞助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利润。“如果对利润没有帮助的话，如果这些‘教育’仅仅是教育而对销售没有影响的话，制药公司的管理人员早就卷铺盖走人了。毕竟，这是股东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往外送钱。”

玛西娅·安吉尔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在美国，她是健康政策和医药伦理领域内知名的专家，以对医疗保健系统直言不讳的批评著称。她在其著作中写道：“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他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教育’费用来自制药公司的销售预算。这提示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到底是什么把戏。就像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既当运动员(销售产品)又当裁判员(评价产品)是肯定会有利益冲突的。例如，辉瑞公司肯定不会毫无偏见地将它的治疗抑郁症的产品Zoloft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Paxil进行比较，或者是毫无偏见地说出这两种药各有什么好处。我们也不能信赖它告诉我们的关于抑郁症的内容。”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医学会商业赞助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歌德芬格。他表示“制药公司的行为与道德无关。他们并不是慈善机构。因此，如果没有利益关系的话，它们不会捐出大把的钞票。一旦你与魔鬼共舞，要怎么跳可就不是你说了算的。”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上述观点并非愤青之言：医生收取药厂的好处后，多半会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和临床判断。甚至一些不起眼的礼物，比如钢笔、便笺和咖啡杯，似乎都能提醒医生们想起某个药品来。另外一项佐证是，药厂的惠赠举措虽然普遍，但也很有的放矢。据查，心血管专科的医生最受宠，他们得到关照和收取费用的几率一般是家庭医生的两倍。

尴尬的监管

在美国，制药公司正因为与医生的来往而受到更密切的关注。辉瑞去年4月披露，在6个月时间内向4500位私人执业医生支付了3500万美元，用于培训和发展，以及新药的营销。尽管这种支付并不违法，但是关于它的正当性争论却非常激烈。

平和的观点认为，药厂对临床研究人员的诱惑及紧密合作只要不牺牲百姓健康利益、研究客观性和严谨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就怕政府和法规监管不严，利益驱动下总有可能偏离道德底线。基于同样原因，药厂销售代表时常帮助教育有处方大权的医生。

可是，医疗领域的监管总是困难的。目前，美国试图通过《医生阳光收入法案》等法律进行规范，行业协会也出台了相应自律性条款。比如：有的协会同意其会员医生可以接受制药公司的免费吃请和价值50美元的礼品。在他们看来，这种小恩惠无伤大雅。有的协会则要求其会员医生杜绝任何医药代表登门，禁止任何免费午餐及任何小礼品赠送。那些被发现收受回扣的医生还可能被踢出这个行业。这些政策的长久效果尚待观察。

在中国，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将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视为受贿，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不过，更细致的条款一直缺乏，其操作性也被质疑。卫生部出台的《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行业协会似乎尽量避免直接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医师协会有关人员说，学术会议中的商业推广恰似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虽然有越来越普遍的趋势，但是它毕竟不能成为故事本身，否则那就不称其为电影了。“赞助就是在旁边站着，站到中央算怎么回事?这道理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何把握好分寸、做好隔离墙呢?这位工作人员认为这也是令人挠头的事儿。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则表示，这是新问题，将于今年“专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