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这段经文讲到的“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它既是太极之妙用，为造物之始，而有“三生万物”；同时又是先天与后天的具足，包涵了万物的本质——即“冲和”之整体。一切事物的发展和演化，其始为一(太极)，化为二(阴阳)，合为三；同时任何事物又都是广义的精、气、神三宝的具足，即现今所谓物质、能量、信息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因此，这个“三”体现出“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的圆融。

老子这一观点与《周易》所提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结构模式一脉相承。《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渊薮，同时也是东方科学的镐矢。博大精深的易学体系不仅涵概了“一”和“二”——即太初混沌，太极一气化生阴阳两仪；更是“三”的源头和胎息。《周易．系辞下传》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以《周易》中所说的“生生”之道是以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整体宇宙观为基础的。《周易．系辞上传》复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如象数量中的“阴数”(六)与“阳数”(九)俱是三的倍数。一爻及至一卦的内容可反映出三维、乃至多维的时空变化。而所谓“象”，既是先后天的统一，同时又是主客观的合一。所以医家论象名曰“藏象”；历算用象名之“运气”与“干支”。这些俱是“三”的妙用。

老子不仅以易为圭臬，直陈“三生万物”之理，而且在《道德经》首章便开宗明义，说的就是“三”的道理。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宇宙的规律；本非相对世界中的常道，但又得用相对世界中的文字来表达。为阐发这一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说明其无形无象、无所不备、无所不在的根本特点，就必须不断地变换角度来启发人们，超越相对的局限，从既定的时空把握无限的宇宙。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老子都是在讲如何超越自身之修为实践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相对性，教导人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从全方位证悟道的本体。他所提出的“抱朴归真”、“致虚极，守静笃”的悟证方式，衍生出后世玄门的种种修行。这与《周易．系辞上传．十章》所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道理灵犀相通。而“反者，道之动”则反映出老子对道的运动形式的真切把握，是所谓“绝学无忧”。

由佛学道理上讲，“三”体现了众生与万物的实相。《大乘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云：“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又说：“是实相者，即非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依法出生分第八)。用如此句势，经中又论及“众生”、“凡夫”、“大身”、“壮严佛土”、“诸相俱足”等。凡此种种论述，贯穿《金刚经》始终，旨在说明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一切不可执着，就连如来讲的法、相、净土、修成之阿罗汉、菩萨与佛，也被一一破除。佛陀这样边说边扫，随立随破，可谓用心良苦。同老子《道德经》相类似，《金刚经》在倡导和教化人们不可执迷于相对的一切，否则即会产生种种局限，这便是“三”的整体。其并不是不承认相对差别的所谓“超越”，而实质在于绝对之中把握相对的一切，在无常流转中寻求永恒。故经中说：“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直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貌似非而理是然。这也再一次体现出世外法与世间法、天道和人道、人理及物理的汇通圆融，不二法门。

惟其是“三”，不仅是起分别心，或执片面枝节者所能望其项背，即使一些修成证得之人，也会由于各自业力、愿力、心量、慧根、善缘诸方面的差别，未必能尽悉其妙。所以《金刚经．十六分》中说：“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惟其是“三”，已非寻常时空所局限。因此《金刚经．十八分》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说从既定之时空语悟无限之宇宙，从而超越事物的何往何来，缘起缘灭。

惟其是“三”，所以道之本体，证如法身，是无形无象、无声无色，而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备的。《金刚经．法身非相分第廿六》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道德经．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可心悟，难以用视听言语捉摸)，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两段经文理出一辙，都在教化人们要破除一切执着，当下承当即是，勿起相对分别之心，是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传》)。

再论基督教东传，《圣经．旧约．创世纪》开篇即说上帝分阴阳，于是有光和暗，创造出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同时亦创造出人与其它各类生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原本过着欢乐无忧的生活，却因偷食禁果，产生出善恶、美丑的分别之心，形成相对认识而落入局限之中。按基督教教义，这便是人类最早的原罪。《圣经》的这段故事可谓寓意至深，并直揭上帝之心：因为上帝创世创生的造化之妙，是用这种分别后的相对认识所无法获得的。只有超越这种相对，才能中正地理解，并从整体上把握信、爱、神、我；在属灵生活中达到“三位一体”的圣境——即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开掘出“三”的真谛，回归天父所赐予的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

西学东渐，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多有“似非而是”(Paradoxicals)的名言，象“To be,not to be”(《哈姆雷特》等，从中我们亦可品出“三”的朦胧与恍惚。

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参证以佛道的实践心法，于理并无二致。综观“三”之要旨，为“证得一，实为三”。道家的“三清”(太清、上清、玉清)，佛家的“三身”(报身、法身、化身)，皆参证于此。

“三”的哲学与实践尽管直指人心，超凡入圣，但并非神秘，遥不可及；而且自古至今，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行行业业中启迪人由整体认识事物，从本质把握规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历史文化的沉淀中，人于群经中见智。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愈圆而行愈方。”止哉斯言!

中国内家拳功夫以“站桩”为基础，发掘身体本能，于动静、刚柔、松紧之中，体认意、气、力的协调统一，从而达到形体的同步整合。近代武术名家王芗斋说：“脱离己身，无物可求；执着己身，永无是处。”这体现出对“三”在形体锻炼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真切把握。

从中医学术发展的成就上看，如元代医哲大家朱震亨(字丹溪，公元1281～1358年)集宋代理学发展与金元医学成就于一炉，从“太极—阴阳—动静”中悟出“动气是火”的道理，建立了“相火学说”并创发了“君相互感”理论。这是中医学关于身心医学的重要内容。

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明代医易派医家(如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援“太极”引入医学，认为命门即人身之太极。命门学说的形成与完善，是对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医家为探索生命生殖理论、机体内在平衡调节与内脏同步整合机制，揭开生命起源所作的伟大尝试。这里涉及“内脏整合与平衡调节恢复机制”，同样是“三”的科学。其中的许多内容已为现代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与遗传工程方面的进展所不断印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医学界对“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反馈调节与同步代谢理论的认识，为充分理解古人之见解，从而为在生命的高层次上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开辟广阔的前景。

由此再谈佛道两家关于“修真”的内涵，它是在形体整合、内脏整合的基础上，达到真气(或元气)的自然运动，正所谓“练虚合道”、“道法自然”；佛家称之为智慧的大圆满，心性的大光明(显宗)，也是前面讲到的“心应虚空”、“明心见性”。这样高妙的“三”的境界，并非凭空得来，而全仰赖平时发心立愿，身体力行；直到处处皆通，方可落成。正所谓：“法本无法，有法也空；一法不立，万法不容。”

“三”的哲学与实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甚至是不同的多维时空，启发人进行科学发明与哲学思辩，揭示相对之规律以无限趋近于“三”。

现仅以《周易》对世界文明与科学之影响为例，如著名世界物理学家波尔认为中国的太极图蕴含着“并协性原理”。他把太极的阴阳鱼作为最好的并协性标志(参考《时病量》序)。再如1994年秦新华提出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的吻合问题(《潜科学》1984年1期)。德国医学博士马丁．舍恩贝格(Martin Schonberger)就此发现著成《易经与遗传密码——揭开生命的奥秘》一书。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甚多，这里不一一列述。

当今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主倡东西合璧、东西汇通者甚多，其中以追求物质文明者众。而致力于文化传承、科学发明、国粹研究者稀。然天行有常，“君子自强不息”，“坤以厚德载物”。今不揣浅深，以“三”作论，旨在抛砖引玉，敬祈诸贤达大德有以教焉，有以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