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哪种疾病最“烧钱”?慢性肾脏病可以作为众多疾病的代表。慢性肾脏病是一组以进行性肾损伤为特征的常见慢性疾病群，各种肾脏疾病发展的最终后果是成为终末期肾衰竭(即尿毒症)。

据统计，2010年全球用于尿毒症和透析治疗的费用已攀升至10,000亿美元。而在中国，2008年不完全统计的透析患者总数已超过10万人，且只占需要透析病人总数的10%。目前每年用于透析治疗的费用已超过96亿，若所有尿毒症患者均能接受透析治疗，其耗费将超过国家卫生总支出的50%……

近日，由我国院士候凡凡领衔的广东肾脏病研究所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正式挂牌成立。作为慢性肾脏病领域的资深专家，候凡凡院士坦言我国慢性肾脏病的防治工作刻不容缓，并认为“我国慢性肾脏病与国外患者年龄分布不一样，防治工作不可能照搬国外经验，应该根据中国人的特点制定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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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患者“病根子”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慢性肾脏病并不单纯指一种疾病，而是包括各种原因引起肾脏损伤的慢性疾病，临床上认为“只要肾脏的损伤超过3个月以上”就可以判断为“慢性肾脏病”。因此，糖尿病、高血压、药物中毒、化学污染中毒等都可以引起 “慢性肾脏病”。

据近年我国部分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成人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平均为10%，广东省成人患病率高达12%。为何患病率如此高?候凡凡院士说：“虽然早在19世纪就发现了肾小球肾炎，但迄今为止依然未能准确找到慢性肾脏病的发病原因，但可以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流行病的感染、环境污染等因素密切相关。”

谈及我国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特点，候凡凡院士表示：“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中，仅10%—13%的患者是因糖尿病引起，而约50%患者的病根子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尿毒症的平均发病年龄比国外早15年

资料显示，2009年美国人群CKD患病率11.5%，日本20岁以上人群CKD患病率为13%，虽然面对同样的慢性肾脏病，但是我国的发病年龄和病变进程与国外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国外，50%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导致的并发症，而在我国则更多的是因为慢性肾小球肾炎，我国尿毒症患者中45%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肾炎发展而至。”候凡凡院士认为，“这样的特点也体现在我国尿毒症发病的年龄特点上。国外尿毒症患者的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而我国尿毒症患者的平均年龄为50，整整提早了15年。”

因此，推广科学普及教育，提高民众对慢性肾脏病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慢性肾脏病具有“隐匿性”，但是早发现这个疾病并非困难之事。据候凡凡院士介绍，尿液是反映肾脏的窗口，只要在日常体检中加入一项尿常规检查，一旦蛋白和红血球的异常情况即可作为慢性肾脏病的线索之一，提示身体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测。

四期慢性肾脏病仍可减缓尿毒症速度

众所周知，慢性肾脏病具有进行性发展的特征，最终的后果是发展成为尿毒症。因此，如何控制慢性肾脏病的发展，这成为了慢性肾脏病患者最为关注的部分。

虽然大部分的慢性肾脏病尚未可以做到“药到病除”，但是并不意味着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治疗消极无望。候凡凡院士表示：“早发现早治疗是可以将部分慢性肾脏病治愈，例如现在发现有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是因为自身的免疫过度活跃造成炎症，这样的病人通过给与激素治疗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对于已经处于第四期的慢性肾脏病患者，传统的医学观点认为不适宜选择进攻性治疗，而是让病人消极地等待 “透析”的到来。对此，候凡凡院士表示不同的观点：“在判断病人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现行的医疗技术可以对四期病人进行肾脏保护治疗，而不是绝对的放弃治疗，因为每延期一年进入尿毒症阶段，可为患者节省约8万元的透析开销，这对大部分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广东肾脏病研究所将侧重医学转化研究

由于我国慢性肾脏病具有自身特点，因此单靠照搬国外的经验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是我国目前仍然缺乏根据中国人特点制定的、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防治策略，而且在肾脏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也缺乏紧密联系，基础研究成果很少能用于临床实践。因此，深入开展肾脏疾病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创新性研究成为了我国当前慢性肾脏病防治工作的必要条件。

基于这样的需求，广东省慢性肾脏病研究所应运而生。据了解，广东省肾脏病研究所的团队将由两大类人群组成，一类专门从事临床治疗的人员，包括肾脏肿瘤、肾脏移植、肾脏疾病、肾脏病理、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方面的临床医生;另一类是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例如从事对肾脏病理的研究、分子生物的研究等。

候凡凡院士表示：“过去常常是基础研究的人只管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临床治疗人员只管怎么给病人治疗，二者是脱节的。目前国际上大力提倡‘医学转换’，即‘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临床向基础研究转化’。现在我们通过研究所这个平台也将临床研究者和基础研究者团结起来做一件事情，有利于加速肾脏疾病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实践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