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一词最早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和南宋彭人雅《黑鞑事略》中出现。其先民在唐宋时被称为“蕃客”或“大食人”，元明以来，称“回回”。

    回族的形成与中阿文化交流有关，早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使者、商人、伊斯兰教士开始来华，大约经过五、六个世纪，这些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突厥族，包括我国的喀喇汗朝和哈喇契丹的被称为“蕃客”、“蕃商”的穆斯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沿海城镇和西北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与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土生蕃客”、“五世蕃客”或“六世蕃客”。至宋代中阿海外贸易较唐代有很大发展，且商贸多以香药为主，由于中阿商贸的不断发展，大批阿拉伯人也随之进入中国，从而使得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得以存在和发展，使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中出现了穆斯林居民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蕃坊”，贸易区“蕃市”，自己的学校“蕃学”，建立礼拜场所清真寺，在广大汉族的人群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

    公元13世纪，蒙古兵西征欧亚大陆，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突厥族穆斯林进入中原，其中不乏技术之士、医学之流。蒙元百余年间来华的回回人从人数上讲已经远远超过了“土生蕃客”，他们在元代称为“色目人”，在政治地位上优于汉人，由于这些回人种族、语言、信仰、习俗，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使他们有别于汉族及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其最主要的是他们均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可以讲回族是自唐初至元末的阿拉伯、波斯、突厥族穆斯林人的后裔，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加之10世纪中期以来分布在葱岭东西喀什噶尔等地改信伊斯教的部分回鹘人后裔逐渐形成的，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长期发展，为中国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回族这个多族源的民族至今在中国大陆上生存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民族从它的产生、发展到壮大，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为中国多种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治理国家，抗击外侮，发展经济等方面，其功不可磨灭。

    公元651年，中阿正式交往，以后阿拉伯等东来的穆斯林主要沿水旱两路往来于中阿之间，水路由波斯湾到马尔纳湾，经盂加拉湾抵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达广州、泉州、杭州，再转至长安；陆路则由波斯、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后达国都长安。千百年来，阿拉伯等穆斯林由此两条通道源源不断进入或移居中国，而水旱两条通道乃一南一北之方位，入华的阿拉伯等穆斯林在转至长安的进程中，由于路线之不同从而造成了华夏大地遍布回人的基本模式。

    在唐代带有不同使命或不同理想的阿拉伯等穆斯林，从不可路线进入长安，再加上安史之乱，大食国应唐之求，派精兵援唐，此后，一些阿拉伯士兵即定居长安，唐代在长安居住的阿拉伯人较其他地方为多。唐以后随着我国皇都的变迁，一些阿拉伯人可能也随之而迁移。元代由于回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在皇都及北京居住的回人多。由于元末战乱，加之入明以后回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居住在北京、广州、泉州、宁波、太仓等地的回人，大部分迁徙转移，所以回人的分布又作了一次大调整，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更加突出，明代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哈密等地的回回、维吾尔等族穆斯林和域外帖木儿帝国、昔班尼王朝、东南亚、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回回人仍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土，由于吐鲁番不断侵袭哈密，使哈密地方的回回、哈刺灰人大批迁入甘肃等州，土鲁番回回也大批东移。有的回回“寄住”于甘肃一带后，进而“附籍”于京师、南京、德州、杭州等地。明朝还从甘州(今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迁徙数以百千计的维吾尔人到江南各卫，这些人大部分也成了回族。明永乐年间，东南亚古苏禄国(今菲律宾)东王巴都葛、叭哈刺来华，病卒于德州，其次于安德鲁、三子温哈刺留德州守墓，遂成为德州北营安、温二族回民的先祖。因此，有明一代回族的聚合过程仍然在继续。清代回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回族居住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和人口增加上。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全国无一省份无回族居住，西北回族人口增加尤其明显。乾隆时西安城内回族不下数千家，而陕西回族居住较其他省为多，宁夏至平凉千里尽系回庄，甘肃临夏、天水、西宁及河西走廊，远至新疆昌吉、焉耆等地，都是回回居住地；东北黑龙江、吉林，西南远至西藏都有回族定居。云南回族以昆明地区为中心，东部扩展至昭通、合泽一带，西部扩展至大理、保山、合州等地，成为全国仅次于西北的回族重要聚居区。

    由于上述历史的原因，时至今日回族分布遍及全中国，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的四次人口普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58年为4042268人，1964年为4488015人，1982年为7213493人，而1990年则为8696075人。

    回族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形成的新民族，其风俗习惯具有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大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为氛围的特点，作为两种文化之共同载体的回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周围的文化环境，进行了适我所需，为我所用的选择，并且达到了协调和相融，从而培育了回族风俗和独特素质或个性。反映在看似寻常的生活饮食、居住、服饰及婚丧等习俗中的独特的回族风俗，又恰恰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结晶体。由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其风俗无不打上“清真”的烙印，无不与“清真”溶为一体。“清真”的宗教意义是“清净无染”、“真乃独一”、“清净纯一”和“至清至真”。以此为指导的回族风俗，也鲜明的体现了这个特点。

    回族的宗教生活习俗：念、礼、斋、课、朝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天命功课，回人须日日练之。念为五功之首，包括念清真言、念诵《古兰经》，念“迪克尔”(赞词)等。念时要求驱除杂念，一心一意，呼、吸、运气要定数，此功客观上与气功之静功相似，具有保健作用。礼指礼拜，亦称拜功，礼拜的要素是净、静、动三者结合。净指净身、净心。净身是要按照一定程序冲洗，“大净”或“小净”；净心的主观目的是用伊斯兰教律审视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虔诚地礼拜悔罪，然后加以改正，而达屏除愤怒、悔恨、忧愁之情，使心理平衡，灵魂净化；静指拜中平静、目不斜视、耳不外听、意念专一，精神内守、全神贯注、内心平静；动指按规定要求的形态与态势，有节奏的立站、鞠躬、叩头、跪坐等。回人每日按规定进行晨、晌、晡、昏、宵礼拜功休，礼拜功有“静则养性、动则养形”的功效，长期坚持，形神得养，益寿延年。斋是封斋，是按教历每年封斋一月，在封斋月中，每日在太阳将东升之前要洗漱、进食完毕，在太阳刚落山后再进食。此功与现代医学的饥饿疗法相似，有化除积瘀、清心醒脑、磨砺人的意志、锻炼耐力、耐心。至于课、朝乃是对人生的教诲，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安定有益。

    回族的饮食卫生习俗。回族对生活用水十分讲究，居家须用井水，井底铺细沙再覆石子以期过滤，井壁石砌，井口加以木盖，水桶不用时悬空垂挂，汲水前必须洗手。在外用水，以流水为上，多择流动的河水、渠水、溪水用之，须挖坑取水时，隔日坑水须淘净，用渗出新水；回族洗手、洗脸、洗菜、洗碗均用冲洗法，不用盆洗，故汤瓶、吊罐是回族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卫生用具。在一定程度上冲洗能减少致病因素的存在。

    回族食物习俗包括喜食类和禁忌类两个方面，喜食强壮的牛、羊、骆驼、鸡、鸭、鹅等动物，且必须经过阿訇按规定(切断颈动脉)宰之，并流尽全身血液方能食用，还禁食猪肉、某些不反刍的畜类、爬虫类、自死的或非阿訇宰杀者、动物的血等，回族禁止吸烟、酗酒。

    饮茶术起源于中国古代，而回族饮茶以其辅料配合精当而闻名中外。回族常用的盖碗茶中除茶叶外，尚配入枸杞、红枣、桂圆、核桃仁、果干、橘皮、冰糖、芝麻，名曰“八宝茶”。此茶长期饮用具有健脾益肾、提神明目、益气养血、抗御风寒、延年益寿的作用。另外回族还常喜欢把羊肉切碎，加油炒熟，再加面粉炒至微黄，加入葱花、盐末拌匀而制成的“油茶”，此茶可饮、可食，携带方便，便于贮藏，且有温润肠胃之功效。

    其他生活卫生习俗：回族孕妇在临产时，婴儿落地先用干净棉花团或棉布蘸温水轻轻擦洗三遍，并促其啼哭，以通气道；后清洗口鼻、耳内污秽之物，以防其吸人体内引发病变；再用烧烤过的剪刀断脐，在伤口上敷以少许麝香，并用洁净的白布包裹，以防脐风发作；最后给婴儿灌吸甘草汤疏通消化道，预防转肠风。婴儿常服甘草水、冰糖，用艾叶灸其有关穴位，用按季节采集的百草煎煮水洗涤婴儿全身，以期预防传染病。

    回族男孩12岁左右要行割礼，即切除阴茎包皮，届时要请阿訇过“乜贴”，邀请亲友前来祝贺。割礼可有效预防包皮炎、龟头炎、阴茎炎、阴茎单纯疱疹、阴茎癌等，成年婚后，预防由男方包皮过长留藏细菌而引发妻子的某些妇科疾病。

    回族服饰居住讲求“服饰净、居处净”，婴儿用白布包，成人戴白帽，亡后用白布裹尸，女子戴白盖头，不容但胸露臂、披头散发，以防灰尘着身。从卫生角度讲，白布不易藏污垢，便于及时发现，及时清洗，白色反光，可御阳光中有害射线的伤害。回族主张人亡后简葬、速葬，晨亡午埋，尸不过三天，亡人(尸体)以3丈白布裹身，不用棺，不穿寿衣，不放置随葬品，按一定教规以深坑埋之，以减轻亡人亲属经济负担，预防因情志变化而致有关疾病，减少人与带菌的尸体接触机会，减少尸体变质污染环境，传播疾病。

    回族不但爱清洁，讲卫生，而且居处周围不乱置垃圾、动物残骸、宰杀动物的血、病死的畜禽等均挖抗深埋，从而净化环境，预防病菌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