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今年6月1日起，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价，初衷是提升药企生产低 价药食物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松绑”五个月来，近日记者走访广州市内各大医院、社区医院和连锁药店了解到，“松绑”过后低价药价格应声上 涨，涨价少则几倍，多的达上百倍。病人被迫换药。

这轮药价改革前低价药频玩“消失”；改革后低价药却玩起了涨价，怎么吃亏的总是患者？ 从理论上来说，改革后低价药不会“消失”也不会大幅涨价，理由是生产企业定价自主权更大，更愿意生产低价药，低价药供应增多竞争加剧自然难以涨价。然而， 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总是脱节的。

有的低价药涨价上百倍，如果情况属实，患者必然要问：“《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中承诺的‘强化价格行为监管’为何没有兑现？”也就是说，部分低价药涨价百倍，首先对我们的价格监管部门发出了紧急警报。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我国低价药的价格长期被压制，如今放开最高零售价，这种“涨价百倍”是一种补涨行为，是价格正常回调。但是，“涨价百倍”的背后有没有企业违法操控价格，值得深究；价格监管部门是否尽职尽责，值得追问。

除了监管不到位之外，“涨价百倍”也给改革设计者发出了警报。去年4月，八部委发出《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从价格管理、完善采购、政策扶持、综合监管等方面给低价药建立一张保障网，如今低价药迅猛涨价，恐怕与上述意见没有落实到位有关系。

在笔者看来，要想防止低价药价格快速反弹，还应该通过减税等方式鼓励低价药生产企业扩大生产，一旦低价药供应充足，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低价药自然难以涨 价。我们要意识到，低价药与廉租房一样，都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公共产品，增加这种产品供应、抑制价格上涨的办法，是政府承担更多公共责任。

然而，无论是《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还是《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都没有提及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减税方式鼓励低价药生产，尽管 前者在“加大政策扶持”中明确多种扶持措施，在技术改造、优先审评、绩效考核、医保付费等方面提出办法，但坦率说仍未拿出最有力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这轮药价改革后低价药大幅涨价不是个别现象，除了广州部分低价药涨价百倍之外，记者调查发现，安徽芜湖部分低价药也涨价明显。

可以说，部分低价药涨价百倍，即表明低价药的保障意见、改革意见，既不完善也没有落到实处。希望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对问题及时调查及时 改进；同时，也要经常主动去医院、药店暗访，并有奖鼓励患者、业内人士积极举报，只有这样，才能对低价药形成完善的监督机制。